工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纺织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１９３８年消费的六千八百万吨中占两千三百万吨。这种损失以及随后使用浪费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结果之一是，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１９３８年的生产率为一百，１９４１年下降到七十一，１９４２年下降到五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从公安委员会时期以后未曾使用过的经济控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法国工业能否避免彻底崩溃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遭到相当大的反对，还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负责采购、分派和配给原料。这种制度发挥作用时所表３４８现出来的弱点，从贝当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全暴露出来了。他解释把供应部长阿夏尔解职的原因，同时谴责国家各分配中心，他说这些中心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让一些大商业代理人对供应品进行了垄断性的控制。
尽管法国的经济情况日趋严重，却没有发生灾难佐的大崩溃，这应归功于组成法国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术专家。财政部的工作尤为出色，它创建了一种近乎封闭的货币流通顺序。据估计，其有效系数１９４０年为百分之七十六，１９４１年为百分之八十，１９４２年为百分之六十七。当时占领费用和其他由于停战协定而出现的开支占去了法国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健全的财政。１９４０ 年，支出超过三千六百五十亿法郎，而收入则为八百二十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三千零二十亿和九百一十亿。因此，１９４０年的收入只占支出的四分之一，而１９４１年则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接着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不过，采取了加班费、对低工资工人的补助和增加家庭津贴这种种形式的例外办法，减轻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协会和德国去。早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便制定的控制物价条例，有助于稳定生活费用，它只是缓慢地上升。以１９３８年的数字为一百，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的零售价格指数为一百三十六，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的指数为一百六十。同时工资指数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的一百零三上升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的一百二十一。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实际情况，因为农产品价格比较难于控制，它比工业品价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农业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在一个严重匮乏的时期，实行这种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策，势必要实行一种全面的配给制度，１９４０年９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人们甚至还能对法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这一点从当时制定的灌溉、排干沼泽和电气化的计划上便显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３４９经付诸实施。然而，在１９４１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
（四）贝当和民族革命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十九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 集在那里。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整个帕西区，还有伯痕斯坦和让?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５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的一小撮同胞陷于们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８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３５０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井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实也不容否认。他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博杜安：《在政府任职九个月》，第２２４—２２５页。魏刚：《回忆录》，第３卷，第２９８—２９９页；塞尔：《事变》，第６卷，第１９２３页，均转载这份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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