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６ 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读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３５１的法国的化身。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固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Ｎ０５７９．ＴＸＴ／ＰＧＮ＞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井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 １９４０ 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一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ＧＮ０５８０．ＴＸＴ／ＰＧＮ＞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３６２ 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二十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那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３５３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了各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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