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７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１９４０年９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１９４０年９月３日废除了１９０４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１９４１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维希的这类立法大多只适用于非占领区，但即使在那里，也不是全都适用的。
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八十一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开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１９４１年２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持宗教的立场，避免采取任何政治的或党派的行动”，但是，面对着一套极权主义的纲领，证明这种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难维持的。德国人不相信教会，这从占领初期他们搜查和没收主教办事处和宗教团体的文件便表明出来了。在东部，几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们不同情从洛林被赶出来的居民。坎佩尔的主教对纳粹策划的布３５４列塔尼分离运动发出了抗议。德国人企图镇压“天主教行动党，，各组织活动的尝试，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论法兰西行动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从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教会本身对于种族憎恨的教导却不能鼓掌叫好，尽管在１９４２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个人提出的抗议之外，教会在反犹太问题上始终没有表明立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多明我会神甫在《青年评论》上，都发表了具有相当独立见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对德国权力的让步中没有受到损害，又没有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增长。１９４１年７月，《今日报》把他们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最机警、Ｎ０５８４．ＴＸＴ／ＰＧＮ＞最狡猾的敌人。到了１９４２年４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称，法国的青年已被拱手让给了“法德之间的任何协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然而，这种发展只是缓慢而来的，在１９４０年，教会还是贝当政权的支住之一，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国会体现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历史时，它的建设性成就同表达它的理想的那种夸张的、但不一定不诚恳的语言比较起来，再同维希政府一心从事的破坏工作比较起来，就一定会显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变更机构之外，它同样急于要改变主持这些机构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员，特别是针对三种人——非法国血统的人，共济会员和犹太人。反共济会的运动由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接过去作为一种个人拿手的本领去办理。他在《公报》中以整栏整栏的篇幅刊载出被指控为共济会要员的名单，他的活动在下级行政人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头就大喊／ＰＧＮ０５８５．ＴＸＴ／ＰＧＮ＞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大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１９０年８月２７日废除了１９３９年４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１０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３５５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以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９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６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１０月的那些法律，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百分之二，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百分之三。最为不祥的是，６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９４１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匾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１９４１年５月，据报道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一万八千名，非占领区一万二千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３５６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关于后来的反犹措施，见下文，原着第４２０—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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