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进攻俄国在法国内部所产生的最为重大的后果就是，使共产党参加了战争。为了领会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必须回顾一下法国共产党在停战协定签订时的立场。在１９４０年５月和６月那些危急的日子里，当时已成为地下刊物的《人道报》也加入了从政治地平线的备方面发出的那片和平叫喊中，但是，只有极左和风右两翼的喊声是一致的。５月２６日的《人道报》宣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法国共产党人认为法国的故败等于是共产主义战胜法国帝国主义，并且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去设想和平。他们认为，在权力全面瓦解以后，他们就有可能领导一场反对“应为这场战争负责的人”的民众运动来夺取政权。他们遵循着同纳粹友好的党的路线向德国当局交涉。要求取消官方对《人道报》的查禁。他们鼓励法国工人同德国士兵友爱提携，号召工厂恢复正常生产，谴责“某些雇主”进行经济破坏，并宣称他们愿意在德苏联盟的基础上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并没有十分令人鼓舞地接受这些殷勤，因此共产党的报刊和组织不得不仍旧在地下。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０日（尽管大概是８月间才写成的）多列士和杜克洛署３８８名的一份告法国人民书避免直接提到纳粹，但是，却斥责英国人在搞阴谋诡计，并主张欧洲和平，缔结一项法苏友好条约。《人道报》宣称：“我们通过一项同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友好的政策以谋求法国的安全”，词时还说，苏联的“绝对中立”是防止卷入任何新的战争冒险的保证。它宣称，苏联是没有定量配给证、没有种种限制、没有排队、没有失业的唯一国家；苏联的粮食供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任何封锁都阻止不了苏联将粮食运到法国来。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共产党用面包与和平这个纲领在俄国夺取了政权，现在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他们也要依靠这两个口号来取得法国。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攻击，当然仍在继续，戴高乐被斥责为英国金融的代理人。１９４１年，共产党加强了反贝当政府的宣传，尽管英国依然是主要的敌人。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０日，德国入侵俄国的前两天，《人道报》还从地下对维希发出的反英大合唱帮了一下腔。它宣称：“戴高乐和贾德鲁驱使法国人替英国人送死。”
德苏战争的爆发，一夜之间就使整个形势完全改观。共产党人尽管如此突然而意外地进入了同占领国家敌对的状态，开始时却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地下党，积极进行抵抗的全部组织都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所以他们能够组成第一支有效的游击队，后来便发展成为通称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的那个团体的核心。
但是，游击战还是将来的事情。抵抗是从一些孤立的破坏行动开始的，第一次对德国军队一个成员的袭击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１日发生在巴黎地下铁道。德国人大肆逮捕嫌疑犯，尤其是犹太人。８月２３日，他们宣布，如果破坏行动和袭击占领军人员的事件继续发生，就将对扣押的人质进行报复。８月 ３１ 日，巴黎各报第一次奉命以头版显着的地位刊登枪毙八名在押犯的报道。９ 月间，贝当在广播中向占领区的法国人发出呼吁，要他们为了人质停止袭击德国人。１０月５日，德国人宣布了第七３８９十五次处决，处决的人数逐步上升。１０月２０日，第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南特的驻军司令霍尔茨中校彼杀死了。德国人于是对该市征收了一笔沉重的罚金并实行宵禁，同时处决了五十个人质。几天后，一个德军少校在波尔多被杀死了。贝当和达尔朗在电台发出呼吁，戴高乐也从伦敦无线电广播中呼吁停止暗杀德国人，但又有五十个人质被枪决了。本来打算接下去再杀一百个人，然而维希一再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后，总算有了一些效果。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枪决人质使全世界的良心都为之颤粟。皮舍告诉德国人说，这种规模的报复正使共产党人和其余的居民之间产生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尽管每次袭击德国人之后，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但是，袭击德国军人的事件并没有停止下来。维希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类袭击是外国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干的。莫拉斯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写道：“这些炸弹和子弹都是从别人那儿来的。我们的同胞不可能犯下这种性质的罪行。”看来很可能在这一阶段这些事情多数是共产党干的，不过它们却被利用来作为采取进一步反犹措施的借口。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德军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宣布向占领区的犹太人征收一百万法郎的罚金，把“犹太—布尔什维克犯罪分子”放逐到东方去强迫劳动，并且处决一百名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维希一反常例，发表了它提出的一份抗议书，其中讲到“全体法国人民感到深切不安”。在其他情况下，舆论本来可能会不赞同对孤立的占领军成员进行袭击的，可是现在它无疑已被德国人的人质政策激动起来，舆论的同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宣布一切分散的抵抗运动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德国人便为共产党恢复了它在德苏联盟时期丢失了的爱国名誉。
除了上述这些活动之外，很难对１９４１年的抵抗行动作出估计。肯定有许多小的抵抗组织正在兴起。《法兰西行动报》抱怨说，戴高乐主义在乡村里也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对自由法国的同情如何普遍，这种同情又引起了多少行动，还很难说。一个英国谍报组织在法国建立起来了，伦敦自由法国组织的第二局在德瓦弗３９０兰（帕西上校）的领导下，正派遣代表到法国来同自发地兴起的各个分散的小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到了１９４１年底，非占领区的三个主要运动，战斗、解放和法兰西袭击队，都同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还有许多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地方性团体。在占领区，情况则要困难得多，而且在１９４２年以前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有一些个别的英勇献身行动，抵抗运动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人们还不清楚它在一般民众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戴高乐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的静默五分钟的号召，据说也没有获得多大的响应。不过，有些迹象表明，法国的舆论在１９４１年正在发生变化。李海海军上将７月间汇报说，贝当的声望正在下降。这个元帅于８月１２日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一种希望幻灭的伤感情绪：“几周以来，我感到有一阵不祥的微风正从法国好几个地区吹了起来。不安的情绪正悄悄地出现在人们的心头……有人对我的政府的权力产生怀疑。……复兴的力量正在丧失信心。……只有在舆论的赞同下，才能对法国进行统治。……今天这种舆论已经出现了分歧。”９ 月间，当元帅访问非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里昂时，他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至于占领区的法国人，莱昂?贝比于 １９４１ 年１２月在尼斯的《警觉报》上写道，他对来到里维埃拉的巴黎朋友的无知感到震惊：“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报刊和无线电台，但是，他们却收听外国广播。他们对贝当的伟大工作一无所知，对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作出错误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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