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希面临着对它自身的权力以及对德国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于是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新的法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成立起来，进行合并，加以改组。冈内的军事怯庭（根据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４日的一道法令设立的）和承办黑市犯罪行为的特别法庭（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１日设立，分别在巴黎和冈内两地开庭）于１１月间把权力都移交给了国家法庭（根据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４日和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的法令设立的，分别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开庭）。另外，设立了几个特别法庭来办理夜间所犯的罪行（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１日）和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者煽动的犯罪行为（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４日和２５日）。军事法庭继续执行任务。８月３９１１２日的一道命令禁止举行一切公众集会，９月间又勒令《今日报》、《直言》周刊和《新时报》等较为独立的报刊停刊，这些都显示出当局对舆论的动向所感到的惊慌。在皮舍于７月间做了内政部长以后，政府对反对派所采取的行政行动变得更加残酷，虽然并不是不加区别的。
在１９４１年，当国外的事态左右看法国的历史时，维希的势力对比在国内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政令无法推行，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派的民族主义和非合作主义倾向的影响也降低了。达尔朗在１９４１年２月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同时，一个潜在的竞争派别也进入了政府。在法国银行界和重工业界里有一些势力强大的亲德分子，沃尔姆银行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中心。这家很有势力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巴诺在加布里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鼓励下，于１９３７年创办了《新期刊》，目的是提倡一种大工业家的法西斯主义。财政部长布蒂耶同这一集团有联系，他们在１９４１年实际上控制了同经济事务有关的所有国务秘书的职位。巴诺本人成为法德经济关系的总代表，负责管理以前由亨茨格率领的停战代表团处理的全部经济问题。这个集团的另一些主要成员是同工业家雷诺有裙带关系的勒伊德，他是全国装备的总代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秘书长伯努瓦一梅香，他同达尔朗一起主持了五月间同德国人的谈判；另一位秘书长保罗?马里翁，他从前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多里臭的追随者；几家冶金公司的董事布舍，他主管工业生产，后来成为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工联主义者贝兰，他在战前同大工业家有接触，他的秘书长是沃尔姆银行的董事：还有交通部长贝特洛。随着法德两国工商界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有所扩大，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也增长起来了。德国人供应原料给法国工业，又拿走一大部分他们的工业产品，这项安排提供了一个获得厚利的机会，从北非把供应品运往德国的运输业也获得了厚利。
这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如果它能称得上是个团体的话——有时被人叫做共荣社。这个蒙上一层秘密团体的戏剧性外表的名称，首先是巴黎的左翼合作分子替它３９２取的。例如，《呼声》宣称，蒙都瓦协定遭到了“共荣社”的破坏。戴阿也在《事业报》上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战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犹太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秘密工具。对“共荣社”的另一种看法出现在１９４２年１月的一份警察报告书中，它把“共荣社”同法西斯的秘密革命行动委员会和革命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接受这种把它作为秘密团体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理由就此否认维希政权内部有强大而关系密切的金融势力存在。
贝当对这个团体的一些主张不大同情，支持他的有巴泰勒米（司法部长）、卡齐奥（农业部长）和两个国务部长吕西安?罗米埃与亨利?穆瓦塞。亨茨格（国防部长）和贝尔热雷（航空部长）的关系不很明确。达尔朗多少成了一个孤立的人物。除了仍在他个人控制下的海军外，他继续占有着部长会议副主席、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这种最有势力的地位。但是，７ 月间，他不得不把内政部让给了布舍，事实证明布舍是一个精干的行政人员，在镇压国内的反抗和清洗政府的工作人员方面冷酷无情。布舍有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为他撑腰，稳步地削弱达尔朗的权力来壮大自己的权力。１１月间，当贝当屈服于德国人的一再要求，免去魏刚在北非的职务时，两派都可以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收获，不过到了１９４１年秋，达尔朗的运气显然在开始下降了。他在８ 月间从亨茨格手中接管了国防部，但是，这并不能补偿他把内政部让给布舍的损失。在追随他的海军人员以外，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贝当在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提到达尔朗是一个“舆论对他并不是经常赞同，也不是经常公平”的部长。他的殖民地政策只是带来一场灾难；他想在５月份同德国人达成一项协议的计划也证明是一场失败。李海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报告说，达尔朗本人也开始怀疑德国人最终能否取胜，并且打算静观俄国战事的发展后再进一步承担义务。虽然达尔朗心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些疑虑，但是这些疑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努力以保持德国人对他的好感，例如，向德国人提供英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１２月１０日在同齐亚诺于都灵举行的一次会议３９３上，他大大显示了一番他的激烈的反英情绪。德国人企图不花本钱而有所收获，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１２月１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系在它所谓的“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 １９４１ 年底要好些。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系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荡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槽国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１９４１年底，导致赖伐尔于１９４２年４月卷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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