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已把它的触角伸到荷兰行政机关的每一角落，可是，决不能认为它哪怕有一点点代表５００性，因为按照所作的最高估计，它的成员大约是九百万人口中的十一万人，其中大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只想享受同德国人合作的短暂的特权，回避劳役和其他不合适的事情。总之，不论设立“谘询内阁”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行政上的或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它结果却是毫无效用，因此到了１９４４年７月当希特勒的帝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人觉得不能再容许有这样一些“奢侈品”时，就把它撤销了。
况且，这时荷兰人民群众反抗德国人以及他们雇佣的荷兰纳粹分子的侵略和压迫，已成为当时形势中一个真正严重的因素。荷兰人过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突然受到来自他们一向对之怀有最友好的感情的地区的这种打击，如果说他们在德军占领初期吓得同瞪口呆的话，那简直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他们女王的坚定加上她不得已寄居在其中的英国人民的坚定，以及她和英国人民的直接目的和政策的完全一致，不久便对荷兰人民产生了一种重新振奋的影响。这种发展的明显的迹象之一就是，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团结运动。它企图取代旧的党派分裂状态，把荷兰人民“按照荷兰自己的特点凝成新的团结’。虽然从外表看来，团结运动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但是它显然是要把它的主要宗旨投合荷兰人那种纯粹的爱国的本能，这从它的昙花一现的兴起（据估计，它的党员人数在高峰时期达到了约有一百万人），以及最后通过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合力加以镇压，便可以证５０１明。诚然，它的法西斯外衣已被解释为一种策略性的伪装，以便能够更好地抗击米塞和荷兰纳粹分子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阴险企图。上文已经提到过，１９４１年２月，荷兰纳粹分子的挑衅激起了群众愤怒的第一次自然的大爆发。对德国人的愤怒也开始高涨了，首先是由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升级，后来则是由于战事的迫切需要使德国人对荷兰人力和资源的剥削不断加剧。从 １９４１年初起，强迫男人和女人去服劳役的范围不断扩大。熟练工人被骗到德国去做工。１９４１年７月东方战线开辟以后，荷兰人被招募去打德国的敌人，或者把他们迁移，利用他们的务农本领去开发新征服的乌克兰草原。
将近１９４１年底时，团结运动消失了，在纳粹团体中，米塞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对手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消失了。虽然团结运动在德国人占领的第一阶段可能起过巩固和团结荷兰人民的作用，但是，它的性质和目的显然人模糊，使它无法对以后的荷兰抵抗运动提供必要的核心和鼓舞。这种需要将由比较能同当代的思想倾向相一致的一个新运动，即荷兰人民运动来满足。它是舍默尔霍恩教授按照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统建立起来的，这时已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地下组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消失，虽然为米塞追求他的野心扫除了障碍，却也使米塞成为众矢之的，人民把他看作是主要的卖国贼和发泄愤怒的主要对象，这种愤怒本来是分散在好几个方面的。因此，这两种发展情况，其结果是从不同的方面集中了荷兰人的抵抗力量，使之更加难以对付，更加发挥作用。而且，１９４２年德国人决定放弃其哄骗或威吓荷兰人的希望，采用了强硬的反措施，这便使人看出荷兰人已在开始进行抵抗了。这年春天，希姆莱和他的主５０２要助手海德里希访问了荷兰，亲自对他们在荷兰的代表警察长官劳特尔作了简要的指示。５ 月，荷兰武装部队中的军官重新被拘留起来，并在荷兰的重要人物中逮捕了四百六十人作为人质。他们的数目后来增加到一千人左右，第一次枪毙人质发生于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５日，当时德国人为了对鹿特丹的一次破坏行动进行报复，把五个人质处死了。秋天，由于日益害怕盟军进攻，他们开始强制疏散荷兰沿海的居民，包括海牙的一部分居民。荷兰居民由于燃料和粮食短少的情况迅速恶化，已经深受苦难，这一迁移更增加了他们的困苦。与此同时，新颁布的法令增强了德国人对荷兰劳工和人力的控制，因此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的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干活——仅仅在１９４２年５月和６月就有不下四万六千人。
随着１９４３年这新的一年的来临，所有这种压迫所引起的激烈情绪开始爆发。１ 月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有几个领导人被暗杀了，这表示出民众对这个组织（这时已经一跃而象是具有政府的权力了）的憎恨。对占领国的积极反抗也开始采取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以及销毁有关即将押送出国的工人的名册的形式。铁路也受到攻击，这有两个目的：既阻碍德国人的作战努力，又阻止或放慢押送工人出国的工作。德国人为了报复，处决了许多人质后，又在３月底对各大学发动了一次袭击，逮捕了几千名大学生，把他们拘留起来作为人质。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各大学招收学生的人数，入学的条件是要他们宣誓效忠，否则就要被押送到德国去做工。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拒绝签字。４月里，荷兰的紧张状态加剧了。４月２９日公布了德军总司令克里斯蒂扬森将军发布的一道命令，勒令荷兰武装部队以５０３ 前的全体军士报到，以便送往德国的战俘营中拘留（应当记住的是，军官们一年以前已被重新拘留起来了）。这就引起了一场新的危机。第二天，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广播了一个呼吁，要求有关人员抵制这道命令：“不去登记……不理睬他们的传唤。设法让他们找不到你们！”鉴于荷兰人民有了这种危险情绪，４月３０日在全荷兰公布了戒严令，实行宵禁，并订出了其他种种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违者可以处以死刑。然而，在以后的几天里，发生了激烈的示威运动，群众遭到枪击，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罢工，农民拒不交出牛和牛奶，铁路和码头遭到破坏，工厂和农庄发生火灾。从５月２日到６日，至少有二十一名荷兰人由于参加罢工或其他的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德国人重新控制住局势以后，就乘机实行赛斯－英夸特２月间暗示过的全面动员荷兰劳工的工作。根据１９４３年５月６日的一项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都应登记强制服劳役，所有没有在表示效忠的宣言上签过字的学生也应登记服劳役。５月１３日，德国警察长官劳特尔发出一个通知，没收所有无线电设备及其附件和零件，不管是私人家里的，还是商店里的存货。５月１５日，戒严令撤销了，但是关于强迫劳动和没收无线电设备的规定依然不动。同一天，赛斯－英夸特又发布了一道旨在对付政府工作中消极抵抗的命令，对制造严重行政破坏事故的人可以处以终身苦役或死刑。这个措施证明本年 ２月间荷兰首相盖布兰迪教授从伦敦发出的呼吁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呼吁全体忠诚的荷兰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用一切办法拒不执行显然为了帮助德国人作战而颁布的种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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