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科赫认为罗森贝格对那批流亡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纵容得过了分那样，他也有理由抱怨说这个德国部长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时期已经到俄罗斯来寻求生存空间的老一辈德国人的后裔。这在德国专员看来特别感到可悲，因为德国人在１９４１年夺取这块土地时发现了日耳曼族人是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们发现俄罗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庄（在１９２６年人口普查时，他们有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一般地都是处于最糟的境况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放逐了其中最优秀的人”，结果就不可能“在没有外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们同纳粹祖国完全被隔绝了：“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几乎连６４２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并且（显然被认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部队已经开进来以后，还未能采取措施去对付残余的犹太人”。他们与其他占领区里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并“没有民政和经济机构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
科赫认为德国民政当局对日耳曼族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因此在 １９４２年夏季要求罗森贝格颁布一项法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并且恢复他们的各项权利，”他本人已经给予他们特殊的免税权，还使他们受到德国婚姻法的管辖。可是，罗森贝格尽管十分钦佩“东方地区”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却不肯使他们具有一种会脱离其余的乌克兰公众的身分，也不肯把他们的定居点变成“日耳曼区”。因此，他不理会科赫的要求，结果后者就去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会长，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的“政治威信”，必须给那些残存下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园”。因此，他决定，尽管由于苏联的放逐造成了人口丧亡十分之一，还是必须把他们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点里，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颁布一道法令，根据１９４１年３月４日“关于东方合并区内日耳曼民族登记和德国公民权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认乌克兰的德意志人为日耳曼族人，并准许他们以这种身分把他们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种族登记册里。在颁布这个法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赋予某几类日耳曼族人以耕种（但不是立即拥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拥有的面积和地价相当的农田的权利。可是，这些措施事先都没有上报给罗６４３森贝格，罗森贝格认为科赫背着他去找希姆莱而大为恼怒，他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８日颁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责这个德国专员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不是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基本上都抱着反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到了为乌克兰制订一项宗教政策时， 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冲突。就科赫在宗教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而言，据说他曾谈到同时建立两三个对立的教会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利用这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以坐收渔翁之利。至于罗森贝格，他却认为德国人“既没有复兴一个受压制的教会生活的任务，也没有责任去持续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因此德国专员只应默认“忏悔团体”就行了，不必给予他们任何“国家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人到头来都不热衷于主动采取行动，因此关于东方教会前途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既不是出自这个德国部长，也不是出自这个德国专员，而是出于德国武装部队。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东方地区恢复任何宗教活动，军事当局显然因为看到德军占领区里上教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们决定亲自来抓这件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自由——使罗森贝格除了默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
由于武装部队方面这种仁慈的干预（当然也由于苏联秘密警察的销声匿迹），乌克兰的宗教复兴在１９４２年的头几个月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采取了改组教会的步骤，包括在“解放了的乌克兰”为自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即卢茨克和科威尔那个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尔斯基，以及在基辅、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基洛夫格勒、卢勃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比亚瓦一采尔珂夫分别任命了主教。可是，德军并没有发布过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虽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不能再６４４搁置下去了。因此，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在元首总部召开了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会议，在应由罗森贝格还是应由科赫采取下一个步骤的问题上展开了某种辩论后，决定最好还是由科赫采取主动行动好。因此，６ 月间，这个德国专员就发布命令，调整乌克兰的宗教活动。可是，并没有正式宣布德国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头来只是采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会的重行开放、教士的授职，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德国人以这种不适当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利用形势进行宣传的宝贵机会，因此等到斯大林以他在战时所作出的最敏锐的宣传攻势之一于 １９４３年９月恢复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职位时，德国人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行迅速的回击。到了１９４２年夏季，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意见分歧已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由元首总部来作出裁决了。这时科赫说来，倒是一个吉兆，因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领显然比罗森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还有博尔曼这个坐探，后者这时掌管着元首总部，而且同罗森贝格始终不友好。结果是博尔曼听从了科赫的话，于１９４２年７月给那位德国部长发出了指示，其蛮横和挖苦的语气，读起来好象是对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讽刺文，不过，作为对罗森贝格的一种安抚，希特勒同时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后者成为（不论这项任命是真是假）“有关前苏联领土上各个民族的政策问题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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