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集体制的下一阶段取决于科赫，他继“新土地法规”之后颁布了他自己的一道法令，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乌克兰农田经营公司）来负责管理那些新设置的公田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前苏联的国营农场（现在根据“新土地法规”已改为德国国家财产了）、拖拉机站和育种试验站。这个德国专员虽然无法保住集体农庄，却决意要把国营农场保留下来，并以德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布满乌克兰， 使用当地人充作“最好的雇用工人”。他毫不隐瞒他对“新土地法规”的反感，也不隐瞒他决心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实施的意向——结果是，原来想在１９４２年把百分之二十的公田改成农业合作社，而实际上只完成了半数。与此同时，他继续使乌克兰农民缴出很多产品（尤其是谷物），使他们觉得在“新土地法规”下，日子并不比以前在集体制度下过得好，从而使罗森贝格计划的道义价值大都丧失了。
在经济领域里，罗森贝格和科赫还在绍克尔的征募劳工计划上发生了冲突。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中应当是作出最大的贡献的一个地区。可是，这次争论点到头来又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什么总目标的问题。罗森贝格显然找不到理由可以怀疑绍克尔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理由”，采取志愿应募的制度要比采用强制手段好，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后一种办法。相反，科赫在１９４３年的新年献辞中却可以吹嘘说，他已在乌克兰“招募”了不下于七十一万名工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政治司所谓“只有在最凶恶的奴隶贸易时期”才找得到与之媲美的那种方法，他的拿手法宝是放火烧掉那些企图逃避被送往德国去的农民的房屋和农庄。罗森贝格认识到这种方法只能对他那个为德国争取乌克兰人作为盟友的计划招致灾难，便一再设法使科赫的招工命令变得缓和一些，甚至还采取纪律措施，制止官员执行这个德国专员的比较野蛮的指示。他还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写了一封长信６４０给绍克尔，指出在东方推行的整个招工制度正有利于游击队，他在信中“着重地”要求不要再使用那些“可能有一天会用来反对〔他〕和〔他的〕同僚”的方法。
在政治方面，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在是否值得助长乌克兰民族主义上有分歧的意见，他们必然会在乌克兰流亡者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乌克兰流亡者中，有许多是西乌克兰人，战前就在德国十分活跃。在这件事上，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混乱，因为在他们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对付总督辖区的波兰人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承认了西乌克兰人中的一个所谓“民族委员会”。他们还通过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培训了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因此进攻苏联的计划还在酝酿时，罗森贝格就觉得必须去访问一下卡纳里斯，请他提出一些可以考虑“以后可能加以使用”的“具有政治立场……的人”来。在这个阶段，他本人对那些流亡者的态度似乎是极端谨慎的。在进攻苏联的前夕，他指示他的僚属们在事先没有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去利用那些乌克兰领袖。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国民政府”在利沃夫进行拼凑时，它的成员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
可是，等到乌克兰被占领以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方事务部的鼓励，至少也已经得到它的默许了。按照科赫的看法，流亡者的领袖，包括那个“驻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流亡者的全权代表”加列卡博士，都已经得到证书，使他们可以去乌克兰进行访问了；西乌克兰那些煽动分子也可以扮成开业医生进入该地区；而班德拉和麦尔尼克运动也得以达到在科赫看来只会危害到德国安全的活跃程度。
科赫极其看不起那个马克兰将军斯科罗帕兹克，他６４１当时仍由德国人在慷慨地提供资金。在科赫看来，这批流亡者只会捣乱，所以他打定主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敢于出现于德国专员辖区的话，就要无情地对付他们（事实上，他的确逮捕了一伙胆敢在基辅出现的流亡者）。就科赫而言，他认为１９１８年的那种“试验”决不应在乌克兰重复。事实上，他故意不理睬罗森贝格公开宣布过的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意图，他在１９４３年的新年献辞中公开警告各流亡组织说，他们不必盼望会建成一个傀儡政府，（他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由他们去干，他们只会象以前那些布尔什维克那样，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之中。
这片混乱和吵闹的结果是，乌克兰民族团体对德国人的意图经常感到怀疑，因此他们的两个主要组织，即乌克兰独立主义者一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⑩ 直到最后对德国的事业都摇摆不定，一会儿给以半心半意的支持，一会儿又公开表示敌视。他们有时候鼓动他们那些追随者去参加利西亚党卫队；有时候又公开同德军打起来，就象后来同俄军打起来那样。但是德国人——尤其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执行一种积极得多的政策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能觉得他们是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可靠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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