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问题不可能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匆忙中予以解决，有些问题因为微不足道而去掉了。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责难和反责难，归入了后一类。土耳其海峡和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置这两项纠缠不清的问题属于前一类。
这样，会议慌慌忙忙地宣告结束。8月2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公报和议定书。这项工作完成后，疲乏的与会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决议，当然并不构成欧洲事务的长期解决。但是盟国能够在最迫切的问题，即对待打败了的德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成绩。
但是成绩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大。程序上的一个显着的不正常状态——法国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这么艰苦地达成的大多数决议完全无效。虽然法国有代表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且在德国分配到一个占领区，但是既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也没有在三大国确定的对待德国的原则上取得法国的同意。法国显然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但是法国人凭着管制委员会会员国的身分，有权否决盟国在德国的行动。如果法国人愿意承认波茨坦决议，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不是这样。法国人比俄国人更惧怕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强大邻国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几个半自治的地区。按照波茨坦公报约略描绘的方式，从柏林管理整个德国，并允许建立全国性的中央经济管制部门，这是和法国的打算背道而弛的。再则，在法国解放初期曾影响很大一部分法国人行动的受了损害的自尊心，也推动法国人向三大国挑战，并以挑战为特别的乐趣。结果，波茨坦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块礁石就是法国的不妥协态度。
忽略了法国是一个明显的大缺点。但是斯大林不愿把法国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或者象是平等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针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坚持要戴高乐出席波茨坦会议，那末，没有一个象波兰之类的卫星国代表同来，斯大林大概会拒绝出席会议的，可是西方又不会同意邀请他的卫星国。这就使这些大盟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为难：有法国或没有法国参加，都不能有所作为。
波茨坦会议的另一个缺点已经被强调得很够了。在整个欧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暂时，俄国成功地保卫了它对东欧的控制，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干涉，但是两个西方国家都不愿默默地或者毫无疑问地承认苏联人给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带来的新秩序。争执只是被推迟到草拟和约的时候。如果政府首脑们7月间在波茨坦不能达成协议，那末外长们9月间并会草拟和约时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困难当时还不是十分明显的。那些抱着战时团结的多种表现所培育的希望，并且怀着联合国宪章所激发起来的热情的人们，会把波茨坦决议看作是，用贝尔纳斯的话来说，“早日恢复欧洲稳定局面的一个基础”。俄国电台和报纸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出惯有的热情，这似乎证明俄国人和西方国家确实意见一致了。《消息报》说，“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纽带，扩大了它们合作和谅解的范围……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念：三个民主大国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将保证建立起公正和稳固的和平。”
英美的报刊则远没有这么热情。在美国，对于公报只字不提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事有些失望。许多记者和国会议员感到俄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纽约时报》(1945年8月5日)在社论中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纲领的经济部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完全是改造个大陆的物质文明。……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可以保留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判断，但是波茨坦决议的总的精神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战争目的。”8月6日，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一个在共和党内很有影响的领袖，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公报的含糊不清，特别是关于东欧的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会议上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确凿报道表明，公报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国和西方政策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因此，当杜鲁门回到美国时，他不得不面对着多少有点冷淡的公众，即使他们还不是公开地表示怀疑。1945年8月9日，他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做了报告。这时，俄国人已向日本宣战，第一颗原子弹也已经投下。波茨坦会议已经渐渐退到了幕后。但是，总统扼要地重达了会议的主要决议，为国际交往中的互让原则进行了辩护，并且乐观地肯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对波茨坦会议的反应和美国几乎一样。对盟国给予德国的经济待遇感到的怀疑和对公报没有提到的问题感到的担心，减低了对会议结果的热情。当英国议会重新集会时，丘吉尔于8月16日就外交事务作了激烈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并不掩饰英国和俄国政策上的许多分歧。关于波茨坦，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欺骗自己，想象胜利者第一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和忧虑的地方，或者想象我们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他接着猛烈谴责东欧的“警察政府”，并且在提到东欧有些国家驱逐德国人的问题时，说出了一句注定要成为警语的话：“关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谨慎的报道，已经泄漏出来，但是在当前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后面，悲剧正在大规模地展开，这不是不可能的。”当轮到贝文讲话时，他也没有藏头露尾地说或是缩小同俄国的矛盾。在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他说：“……我们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种极权主义正在被另一种极权主义所代替。这不是我们对那个被滥用了的‘民主’的理解。……”不管贝文和丘吉尔对国内问题的意见有什么分歧，他们对于英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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