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１９４３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采取一项使突尼斯社会名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采取措施，立即执行１９３７年６月通过的一项突尼斯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由突尼斯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斯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复在突尼斯战役后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咨询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为突尼斯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４１７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斯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斯在１９４４年２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斯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１８８１年法国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
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工业和采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住民所有。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规定在突尼斯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来是针对……（１）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２）为创设其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３）改进并增加深井……；（４）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南而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雇佣季节工的一切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期间约为三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１９４５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１９４３年４月已回到突尼斯。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斯市。于是，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斯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斯的内阁。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们”自治。在突尼斯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劝，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突尼断正在酝酿于６月２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采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１８８９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４１９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２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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