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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134)

  通过斯大林一代与后斯大林一代在1988年6月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决战”前夕的对抗,西方社会舆论感受到了苏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改革的方针岌岌可危。权力之争正在变成关于独裁者斯大林的历史评价之争。如果斯大林的阴影被驱赶到角落中——戈尔巴乔夫就胜利了。如果早已死去的独裁者从过去的黑暗中重新站起——对可能的改革的一切希望都将破灭。”[23]

  西欧报刊上的文章的根本特点在于,这些文章总是强调戈尔巴乔夫的坚定信念、明确目的和个人勇气在改革政策的转折关头的作用。

  1987年:“戈尔巴乔夫依靠知识分子和他想要使其民主化的那个党的所有自觉党员的支持,不断积累小的胜利,当然这是艰难的。”[24]

  1988年:“戈尔巴乔夫日复一日地平静地告诉他的交谈者说,‘革命’开始了,这一革命是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将会遇到种种困难,但革命终将胜利,因为这是历史的需要……他拥有对对手的巨大优势:他知道向何处去,而对手只想一点——哪儿也不去,这在经过20年的停滞之后决不可能成为纲领。”[25]

  对于戈尔巴乔夫去传统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策的意图欧洲人不是一下子就相信的,但在听了他1988年在联合国的讲话后受到了震动:“除了裁军建议以及第一次引起国外注意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主张,他的讲话还涉及到迄今为止只有知识分子经过探索略有了解的领域:戈尔巴乔夫比所有苏联先进思想家都更直言不讳地对对外政策和世界政策的阶级性学说提出了疑问,并且强调十月革命理想的相对性。”[26]

  1990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并得到了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央全会对此的认可……强制的、令人压抑的准则终于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勇敢而‘在事实上’被废除……这是真正的、意想不到的和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27]

  从改革一开始并且随着对变革反抗的增长,欧洲大众传媒公开谈论戈尔巴乔夫与“制度”的对立。

  “从1985年3月11日起,新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为自己设想了太多的敌人,以防止他们给予自己背信弃义的打击——不管是克格勃的人、安德罗波夫式的专家治国论者还是老勃列日涅夫近卫军恐龙。”[28]“这一次认真进行的并为苏联居民所真正接受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讨论有可能冲毁大坝。莫斯科一家发行量达百万份的大报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其思想核心是开发过去)是‘阶级背叛’和‘放弃社会主义’。”[29]

  对于欧洲人来说,谁——“英雄”还是“制度”——会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苏联公民对赖·马·戈尔巴乔娃的态度。

  1987年:“莫斯科的风暴:官僚对戈尔巴乔夫的头几次攻击瞄准的首先是他的夫人的魅力。她的微笑和文雅成了苏联领导人新的风格的化身。机智、活泼的赖莎·戈尔巴乔娃出色地体现了她的丈夫试图在苏联实现的革新……在她之前没有一位苏联第一夫人试图吸引别人的主意。她的西方式风格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好奇。这就是选中赖莎作为攻击的靶子、以便削弱她丈夫的地位的原因。”[30]

  1988—1989年西方大众传媒一直在追踪改革的戏剧性突变,描述戈尔巴乔夫与“有组织的种种形式的反对派”的斗争,反对派或是打着保卫历史成果的旗号,或是鼓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模式危险”的思想,或是以公开和隐蔽的个人对抗形式反对戈尔巴乔夫方针[31](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些时候欧洲社会舆论才不太情愿地开始关注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方针的另一条战线——“以新西方的名义”活动并“追求新哲学最高表达者称号”的苏联自由派)。

  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欧洲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经济困难上,在它们看来这些困难是“制度”成功反抗的一部分并使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他所倡导的变化产生了疑虑[32]。然而这对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1990年4月他的支持率达到了最高点(联邦德国85%,意大利80%,英国77%,法国68%),那么在夏初,这一支持率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所降低,但仍然处于高点(联邦德国75%,意大利70%,英国75%,法国62%)。这再一次证实了自改革开始后在社会舆论调查中出现的趋势:戈尔巴乔夫被欧洲人首先看做是一个震惊了他们想像力的人。

  2001年8月,即在叛乱10周年前夕,英国《卫报》写道:“戈尔巴乔夫在6年半中一直是新闻的主角,一开始是令人好奇的神秘人物,后来当他的公开性和改革实行后,他被看成一位成功的改革者。‘国外戈尔巴乔夫热’征服了大众传媒。”[33]自改革开始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舆论始终把戈尔巴乔夫看做一位不能仅仅用政治尺度衡量其影响范围的人物。

  苏联人看改革和米·谢·戈尔巴乔夫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和美国以及苏联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非常浮浅的结论。事实上认为西方和苏联关于改革事件的调查反映了并行的现实是错误的。西方研究人员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欧洲和美国社会舆论主要赋予戈尔巴乔夫三种形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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