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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135)

  1在苏联和国际舞台上有效变革战略的人,结束冷战和开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建筑师”。

  2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有效活动,但在苏联常常遇到矛盾和过渡时期困难的总统,这些矛盾和困难给总统本人和国家稳定带来了无数风险。

  3无力控制自己国家的胜利的世界领袖。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1989—1990年的社会舆论调查乍一看确实反映了一种与西欧和美国调查结果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示出国内居民对苏共、政府和领导人信任的降低(表4)。

  表4:对于“您是否赞同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回答“我完全赞同”者(%)[3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4)

  月份

  年份

  赞同者比例

  10月

  1989

  52

  1月

  1990

  44

  5月

  1990

  39

  7月

  1990

  28

  8月

  1990

  23

  10月

  1990

  21

  1990年53%的受访者认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每日递减”。主张改变(政变不仅能清除混乱,而且会结束改革)的人数从1990年9月至12月增加了70%,占受访者人数的三分之一[36]。

  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了人们对改革结果的失望:43%的人说“对明天失去信心”,37%的人指出“民族关系出现危机”,29%的人认为“国家管理混乱无章”。只有19%的受访者提到“国际关系和世界对外政策的正常化”。对于“在米·谢·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您的生活变好、变坏还是没有变化?”这一问题——7%的人回答他们的生活改善了,22%的人回答没有变化,57%的人回答变坏了,14%的人说不好回答[37]。

  这些说明改革最后一年人们情绪的数据,现在被许多人看做社会舆论对整个改革时期的某种总结性评价。调查的结果和1985—1991年间对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论断至少是不完全和片面的。

  首先不能忘记,直到1988年才开始对社会舆论进行大规模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和讨论情况在报刊上公布。研究立即发现,“80年代末社会舆论主要是大众支持改革的因素”(尤·亚·列瓦达)[38]。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在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8年)社会舆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所倡导的改革,因为“得到发展的公开性激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兴趣,提高了人们的社会积极性,使他们对社会的民主化产生了希望”[39]。

  1988年,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55%的受访者称戈尔巴乔夫为“年度男人”,处于第二位的罗·里根(15%)与他有很大差距[40]。1989年12月87%的受访者大体上赞同戈尔巴乔夫的活动(55%——“完全”赞同,32%——“部分赞同”)[41]。

  苏联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社会准备进行改变,但热情支持改革方针及其领导人的人感到,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对变化的力量。这种反对的实质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但反对的力量压制了他们,降低了他们对改革成功的信心,使他们产生了悲观情绪。

  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料,1987年16%的受访者表示改革进行得相当成功;31%的受访者认为改革进展缓慢、困难重重;32%的受访者认为改革根本没有进展;其余的受访者未作回答或表示不好回答[42]。在回答困难产生的原因时人们直言不讳地指出,反对民主化进程的根源存在于国家的管理制度中,这一制度从上到下都在隐蔽而顽固地反对改革方针;80%的受访者说他们碰到过形式主义的事情,57%的受访者认为公职人员不愿意承担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47%的受访者说公职人员冷漠和消极,34%的受访者认为公职人员不是内行,42%的受访者认为犯有形式主义错误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处分[43]。

  尽管如此,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1989年12月21%的受访者“完全”相信改革能成功,44%的受访者“不完全”相信(22%的受访者不相信能成功,14%的受访者表示不好回答)。同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2%)支持公开性和大众传媒观点的多元化,42%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迅速”改变,而35%的受访者则希望“慢慢”改变。可见,当时绝大多数人(77%)都主张继续进行民主改变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同时对戈尔巴乔夫的高信任度(87%)与不断降低的对苏共的信任度(1989年完全信任苏共的人占27%,部分信任的占25%,不信任的占2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4]。

  对“领导人”和“制度”信任度之间的这种差距使人想起西欧人社会舆论中的类似趋势。因此对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根本问题是,苏联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苏联社会有哪些利益群体,哪些群体从民主化得到好处,哪些团体受到损失,“得到好处者”和“受到损失者”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什么位置,能否消除他们利益不可避免的冲突。

  目光敏锐的分析人员一下子指出了这最后一个问题。1988年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写道:“我不同意一些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在同等程度上符合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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