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街垒（准确些说，是许多看不见的、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街垒）明显地把社会分隔为两个逐渐团结起来并意识到自己利益的对立的群体，一方面是改革倡导者、拥护者和同盟者的群体，另一方面是改革反对者的群体……否认矛盾以及由于改革而出现的群体利益的残酷斗争的必然性，等于是闭眼不看现实，而现实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已经证明紧张社会斗争的存在。”［4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5)
1988年尼·尼·莫伊谢耶夫院士警告说：“我们国家面临着向全新状态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过渡。应当把社会调整到这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困难而长期的过渡上来……现在想到的和已经提出来的就要去做！这里无需怀疑。但不要指望‘解放’能迅速见效。”［46］10年之后朱利叶托·基耶萨又提出了这一思想：“从1985年到1991年许多人逐渐意识到经历了农奴制、专制制度和帝国的16代人负担的沉重。”［47］也许意识到必须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斗争和对于这一斗争缺少准备，是1990—1991年社会舆论“接受了戈尔巴乔夫遭诋毁和下台这些按照苏联政治生活的标准来看是不可能的事件”［48］的深刻原因之一。
社会对改革方针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随着改革转变为触及各个苏联人群体的切身利益的社会革命而变化。1989—1990年，当争取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实际斗争开始后，社会中的社会紧张局势骤然加剧，经济困难不断增多。但直到对改革方针的反抗变得公开和密集之后（“1990年初——巴库的流血事件，6月——鲍·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年末起——军事政变的危险日益增长……”［49］），社会舆论才发生了转变。社会舆论开始怀疑选择的方针的正确性并远离戈尔巴乔夫。从1991年1月至5月，不信任苏共领导的人的比例从53%增加到62%，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1991年1月为5%,5月为3%［50］。
这些变化在国内局势骤然恶化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全体居民在改革的最后一年都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然而80年代末的社会舆论调查无可辩驳地推翻了“人民不支持改革”的说法，表明人们感受到了任务难以置信的复杂，他们并没有低估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人的力量。
“社会舆论”基金会相隔数年进行的研究证明，关于改革和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与新俄罗斯历史一起变化。根据这些资料判断，消极看法的“顶点”出现于1990年代中。2001年和2004年的社会舆论调查证明积极评价增长缓慢［51］。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俄罗斯人对于与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名字有关的变化的意义和规模没有疑义，但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把遇到的困难归罪于戈尔巴乔夫。”［52］2004年这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反感戈尔巴乔夫，但更多的同胞（38%）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有好感（27%的人表示不好回答）［53］。
1990年之后15年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参加者的意见，在对俄罗斯不久前历史的看法上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使人们感到不安，他们称自己对改革的理解“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主要成果——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而另一方面我们获得的结果是，社会分化为一小部分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54］
1980年代后5年欧洲人和美国人形成的关于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社会舆论是一种在苏联与西欧、苏联与美国关系史上不曾有过的独特现象。现在苏联关于改革的社会舆论仍是引人注目的、但未研究透的现象。
对西欧和美国关于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社会舆论立即产生影响的有如下几种情况：
冷战时期的传统和定式所造成的不信任；
意外的效果、惊奇、对苏联领导人个人的赞美；
由于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新思想观点体系而产生的希望；
对苏联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长期性缺乏信心。
欧洲关于改革和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社会舆论与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社会舆论不完全一致，但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理解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不是用新闻记者的“国外戈尔巴乔夫热”定义所能说清的。这一现象在各个国家有其自己的特点，与关于苏联及其领导人、与“制度”造就的苏联人的刻板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对改革政治方针的稳定没有信心无疑影响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舆论，但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个人对他们来说（欧洲人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已成为独立的价值。
如果说欧洲和美国社会舆论中有在改革时期形成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稳定的形象，那么俄罗斯的理解则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后苏联曲折历史作出反应——时而弄清了一些事实的原委，时而又陷入了迷惘。显然，对于苏联居民来说，对于后苏联的俄罗斯公民来说，米·谢·戈尔巴乔夫所体现的改革派政治家的风貌使他们感到“意外”，其程度丝毫不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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