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还表明，现在的俄罗斯和过去的俄罗斯之间这种假设性选择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对某一时期的价值和吸引力的重新评价，而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自然交替，因为每一代人都倾向于“自己的”历史时期。老一代人的大部分生活是在改革前的俄罗斯度过的，他们所偏爱的也正是改革前的俄罗斯。同样，年轻人感觉自己生活在如今的俄罗斯十分惬意，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已经消失了15年的社会的成员。中年人是“处在交界线上的”一代人，从各方面看，他们是唯一能够根据理性的考虑——改革的受益者偏爱今天，改革的受损者偏爱过去——作出自己选择的人。
结束语
一位诗人说过，“面对面看不见，隔段距离看得清”，这话无疑说得对。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越是远离改革时期，对我国历史上这一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时期的社会自省就越深刻。早在10年前，近一半俄罗斯人否定开始改革的必要性，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支持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坚信必须改革的人增加到50％，而否认国家和人民需要改革的人明显减少。
如今在俄罗斯，究竟哪些人坚信20年前苏联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对社会进行彻底革新呢？调查表明，今天社会上认为需要改革的人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最有学识和最活跃的居民群体，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大学生和公务员，工程技术人员。而反对改革的则是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阶层，年纪较大的人，主要是农村居民、退休人员、工人。
在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中，对必须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没有大的异议。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低，管理精英不能解决国家的紧迫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久久无法摆脱。
本次调查的结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俄罗斯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能尽量回忆和评价自己在改革初期和后期对改革的态度，并说出自己现在对改革的态度。由评价开始改革的必要性到事后评价实际进行改革的情况这一转变表明：如果说改革进程的开始阶段（1985—1988年）曾引发积极的反响并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那么改革的最后阶段（1989—1991年）则只得到四分之一居民的肯定，而三分之二的居民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目前这一比例变化不大。
总的来看，大众评价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本次调查的数据说明：一些人因所宣布的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改革的实际结果（首先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不一样而失望，另一些人则对改革的方式、它所采用的“方案”不满。应该如何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不仅在当时使社会分裂，在今天仍然使俄罗斯社会分为各个集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造的人都比支持按资本主义方案进行改造的人多。
调查中还发现俄罗斯大众意识所特有的一些奇怪现象。其中之一是，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同时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这首先是指当时米·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倡议，在内政方面则是指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其实，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社会对改革的主要成果（尤其是人们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和自由）的一致评价。
调查表明，关于改革的最大损失和改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大众意识中也有共识。主要的损失是：稳定丧失，道德沦丧，安全感、对未来的信心消失，国内秩序混乱，总之，至今仍令俄罗斯人惶惶不安的一切无疑也给他们对改革时期的态度留下消极烙印。
至于改革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数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所谓辩证的认识，既强调外部原因，也强调内部原因。这种认识也在向具体确定改革构想最终未能实现的内政原因方面转移。例如，我国相当多的公民一方面注意到国家领导人有种种失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社会本身对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造准备不足。
俄罗斯人由于受近20年来艰苦生活条件的影响，在对社会事件和进程的评价方面变得更加慎重，他们对1991年8月那些命运攸关的日子的态度就可证明这一点。要是他们今天处在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发生的八月事件的旋涡中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中立立场，而且支持米·戈尔巴乔夫的人会比支持鲍·叶利钦的人多一些。
这里无疑表现出叶利钦改革时期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消极后果，然而也表现出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种趋势：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还应当明确指出的是，积极评价米·戈尔巴乔夫的是那些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居民群体。
由于这些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多，后改革时期曾流传甚广的关于鲍·叶利钦是米·戈尔巴乔夫事业的继承人的神话也已消失。调查的结果可以使人相信，在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米·戈尔巴乔夫和鲍·叶利钦这两个人物已经彻底“分离”，同时，后者如今已被大多数居民视为背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开辟的改革道路、走上彻底破坏俄罗斯社会的道路的政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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