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能更清楚地看出造成苏联社会改革困难的基本原因。要在一个大部分版图处于严峻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而众多民族又各有不同的历史、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大国里进行民主改革实在难上加难。在民主化进程中长期共同生活积累起的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迅速蔓延和激化。恬不知耻的、急于上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冲突和矛盾。
国家制度架构的削弱（我国改革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反对派——党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对抗加剧的结果）对经济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监督体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数高层官僚对实际攫取国有财产的贪欲大增。
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群众性社会文化的陈规旧套，对改革和我国的命运起了反面作用。还可以加上后期苏联社会某些精英群体世界观的特点。自愿地、有意地放松国家对社会的严厉监控，不是被看做是当局邀请对话和合作的愿望，却被看做是当局的软弱，正好乘机攻击国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切尔诺贝利事故、亚美尼亚地震、世界能源价格猛跌——这一切灾难严重削弱了我国的经济能力并破坏了本已萌生的居民的社会乐观主义。
只用客观因素和俄国的传统遗产来解释改革的悲剧性结局是不对的，也是不老实的。改革领导人犯的错误和失误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他们的行动受硬性的时间限制，很快便置身于结成推翻中央政权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专家们对于以下问题仍众说纷纭：是苏联改革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是米·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由于80年代、90年代初选择空间极度缩小实际上别无选择，也无机动的可能。
看来，在当时改革的框架内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犯下的错误严重恶化了局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这些可能性和错误分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两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苏联和苏共改革领导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群众基础的失败。
大家都清楚，苏联是“党的国家”，其中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很难否认，尽管十分不民主，但这个独特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现代化中作用不小。党—国家是十分有效的开发式加速发展的主体，尽管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艰难困苦的巨大代价。
而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这个半军事机制开始停滞。它逐渐变成了苏联发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条件下，按官名录任职的原则竞争不过职业内行和效率原则。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指令性计划支配。党在苏联是社会机动的唯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反共分子）的大杂烩。
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苏共国家”这份逝去的历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无法发展，但是抛开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机关中保守和“疯狂”（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
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办法是，由党的领导人主动分裂苏共并在其基础上组成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一旦分裂，大多数党员（与其政治观点无关）及强大组织的主要资源将与领导人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中根深蒂固的群众追随领袖的传统，将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政治路线的基础。但是八月叛乱埋葬了这一思想和新的联盟条约。
共产党高层中保留强大的保守派，导致我国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对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行动迟缓。正如改革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苏联总统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观点，要是米·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全民投票当选的（当时很少有人对他能取得胜利产生怀疑），那么在1991年决定性时刻，他的权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对力图消灭苏联的势力采取更坚决的步骤。
可以归之为未实现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对在政治进程中为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严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够。其后果表现在从1988年苏姆盖特屠杀开始的许多族际冲突过程中。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追究和惩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解散非法武装组织。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绝对不容许发生流血事件，他的这种道德高尚的立场被人视为中央政权未能及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强力的软弱表现。
削弱国家对遵守法纪的监督也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民主运动中冒险主义一翼向公众头脑中灌输一个观点：俄罗斯和苏联合而为一的国家是民主进步的敌人。因此形成了违法成为家常便饭的形势，而黑手党团伙开始在经济中得势，他们并不关心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关心通过犯罪手段瓜分国家财产。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历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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