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一谈改革的历史意义。改革的重要结果是消除了国际孤立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整个苏联时期我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关系的特点，对我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心理上的紧张。与此同时，为国际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产生了建立民主的国际新秩序的前提，这一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法的原则、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团结合作的原则。
如果去掉词语的外壳和意识形态的堆砌物，那么改革就是朝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点综合的方向自发的、不自觉的，同时又是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运动。改革应向社会主义学习社会公正和密布的社会保障网，再加上人道主义激情，向资本主义学习组织有效益经济的能力和政治民主。
这一综合叫什么并不重要，主要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社会创造尝试力求消除效率和公正之间“万恶的”矛盾，这一尝试的使命是展示人类历史永无尽头，使人类登上实施其潜能的全新高度。
概括地说，可以指出改革过程从性质上改变了现存的苏联社会，使之具有新的民主的尺度。尽管左右翼不同的政治势力不断反抗，改革最终得以做到主要的一件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在苏联的运作创造实际的前提。依我们看，这就是改革的历史意义。
改革是独特的历史功绩，因为苏联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开拓了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改革否定了斯大林的遗产，给中欧和东欧带来自由，使后苏联国家有机会得到民主的发展。改革给全世界的独裁极权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我国同胞尽管对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却高度评价改革的成果，首先是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领域的成果。70%—80%的俄国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和支持改革带进我们生活的基本的民主价值观。改革时期许多外交行动仍得到高度的赞同。
改革为在和平、自由、公正理想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世界政治中经过不长一段过渡时期后，以私利盘算、自私利益和粗暴实力为基础的方法重又积极登场。
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各国首先是美国领导人利用业已变化的形势来片面加强自己的立场。例如，其结果是欧洲的心脏——巴尔干发生流血冲突，中东保持爆炸性形势，阿富汗及其他一些国家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生态问题加剧，艾滋病蔓延，非洲和其他地区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与此同时，如果说这样的立场今天占优势地位，也是夸大其词。改革创造的前提和开拓的前景——不仅是“走向未来的申请书”，而且是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它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对抗，使我们想起一个永远载入改革史册的、现实合作解决十分复杂国际问题的范例。
改革和当代俄罗斯
1991年底改革结束了。如果说此前进行的是对旧制度的改革（即使是根本性的改革）的话，那么此后列入议事日程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创建。当代俄罗斯（其他后苏联国家也一样）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改革中诞生的，尽管它们不承认彼此的血缘关系，而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对于后共产主义精英来说，改革如鲠在喉，因为该如何来谈它不明白，还是忘掉更好。更何况叶利钦时代许多活动家对改革方案的毁灭都插过手。
仅仅表面上是新的俄罗斯继承了改革的政策和辞藻的许多特征。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遗产的某些特点（如与西方接近的方针）起初具有过分的、甚至荒诞的性质。其他的特点（如盖达尔改革）又被说成是要克服苏联领导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方针。
但是尽管改革这样宏大的历史现象有着惯性，在本质的、原则的方面改革与其随后的时代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如果改革导致苏联社会民主潜力的释放，那么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标志则是阉割这一潜力并使我国同胞沦落为精英剧场里顺从的受雇的捧场者。如果改革的经济战略要求在保留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同时对市场“软”进入，那么叶利钦—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则破坏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文化世界，在剎那间使千百万俄罗斯人沦为赤贫。取代解放经济主动精神以提高全体居民生活水平的是少数人掠夺多数居民而超级暴富。
俄罗斯的第二位总统力图摆脱其前任政治遗产中最令人反感的特点，但不敢（暂时？）触犯与“野蛮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许多东西。因此90年代开始的许多破坏进程还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退回去了。
如果改革要求苏联通过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非集中化来逐步转变，但要保留统一的国家，那么90年代初则目标明确地毁灭苏联，以强制手段割断各原加盟共和国和人们之间的联系。这成了造成震撼整个后苏联空间的大规模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后5年的社会乐观主义被后来15年的社会的、社会文化的人类退化所取代，其结果是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居民死亡数量可与国内战争时期相比。
在这一负面背景衬托下改革的意义更加突显，不仅因为它是苏联历史的最后一章，而且因为它是世界历史未写完的一章。改革将作为转折点永存在记忆之中，其潜力还有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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