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300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月薪金。
邓燮康沉吟了一下，说：“一个少将参事，一个月怕也只有300元。
陈独秀说：“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散步回来，陈独秀给濮德治(西流)写了一封信，谈世界战争及前途。
起因是《新华日报》载文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
即战争双方都是为了奴役本国人民和维护其殖民地战争。
陈独秀不同意。
他不主张把列宁的理论搬到这次战争上来。
认为打倒希特勒，就不能主张打倒希特勒的敌人。
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没有马上回信，陈于4月24日又去了一信。
这回，他提出反对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最重要，比一切反帝斗争更重要，甚至认为此时发动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
当时希特勒和俄国签订和约，陈独秀将德俄并列视为共同的头号敌人，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
他希望濮德治把此信多给几位朋友看看。
濮德治收信后，根据陈独秀意见，将信寄给上海的托派临委，并给陈独秀回了信。
他不赞成陈独秀只依赖英法胜利，而丢掉大众的民主。
活不了三年(2)
潘兰珍问：“你不是说不与他们联系了吗?”陈独秀说：“小濮和他们不同，谈谈心里会舒服些。
等天暖和到鹤山坪，写信也不方便了。
3月9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否合而公祭之否？”
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3月5日蔡元培的去世，请陈独秀写篇纪念文章。
何之瑜走后，潘兰珍问：“为什么不开心?”潘兰珍不认识蔡元培。
但高君曼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
1920年在上海一品香送蔡校长赴法，记得高君曼也去了，但高谢世竟也十年了。
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
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鹏升叫我为他父亲写一个墓志，现在哪有心事写呀。
潘兰珍说：“杨先生寄了许多钱，连信封、信纸都寄来了，他求你之事，你也应该尽力办到。
陈独秀说：“说的也是。
但写墓志不是件小事，待我精神好时再写，只是蔡校长去世，北大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浓茶，点上一支烟。
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写了蔡先生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陈独秀用大段文字回忆了蔡先生、适之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
这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
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
这篇2000来字的悼文3月24日刊登在《中央日报》。
失窃(1)
1940年5月上旬，天气转暖，陈独秀叫了一顶轿子，颤悠悠地回到鹤山坪。
潘兰珍身背一把雨伞，紧随其后。
江津县城到鹤山坪有20多里地，潘兰珍坚持不要轿子，说走得动。
陈独秀也说，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邓燮康也不再勉强。
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
到了鹤山坪，陈独秀继续忙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他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说：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
“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这是陈独秀和大姊最后一面。
6月，大姊因脑溢血，死于江津上游40余里地的油溪镇，年69岁。
大姐去世后，陈独秀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写道：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尹默先生住何处，兄如知之，乞将答诗转去，为荷。
”陈独秀早年当面说沈尹默的字“俗入骨”，这会认为沈尹默的字工力很深，但字处无字，和30年前没有大的变化。
他在台静农信里谈到王羲之和王献之，说：“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诸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尊见以为如何？”
在鹤山坪，陈独秀几乎每月给杨鹏升去两封信，有时听说敌机乱炸蓉城，便寄去名信片问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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