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
难道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举行了3次学术讨论会。
第一次会议1930年1月25日举行。
科穆纳尔发言说：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
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
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
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会议于1月29日举行。
张彪（张国焘）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杂夹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张国焘之后发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现已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
国内不会有孟什维克主义了……鲍罗廷在张国焘、瞿秋白之后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维经斯基发言说：“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
起初，我也反对北伐。
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
但是北伐已经事实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的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
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
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
萨法洛夫问鲍罗廷：“鲍罗廷同志，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这完全正确。
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
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
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2月6日进行。
吉德科夫说：“我们的讨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2)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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