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维经斯基的检讨(1)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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