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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