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反对派书记(2)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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