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公审(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
昨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问：“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是。
胡善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
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辩护开始，陈独秀对前几日审讯记录中托派最终目的问题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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