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之是“洛党”，从新州回来后，见到程颐的下场，不免“义愤填膺”，故而对苏家兄弟谋划了一次攻击。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此次事件，看上去就是赵挺之的谋划，然后支使了董敦逸、黄庆基当枪。
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苏油这种政客，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赵挺之就是幕后最后一级，更不会认为此举不是针对自己。
但是对手自以为高明，殊不知留下了最大的破绽。
按道理来说，以苏油如今对辽人的暧昧态度，御史要攻击他，完全没有必要从苏轼兄弟入手，直接打出大旗弹劾苏油“卖国”就可以了。
但是御史们偏偏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授意他们的人，也知道“不武之谋”，知道以那样的罪名弹劾苏油，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就有意思了，数来数去，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吕大防、韩忠彦、章惇、蔡京、刘挚、还有……中牟二王，高滔滔，赵煦。
所以弹劾二苏不重要，下一步攀扯到苏油的身上，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布局之人，在等苏油的应手，只要苏油采取应对措施，就会“授人以柄”。
不过这等伎俩，在王晦这样的顶级幕僚面前，堪称拙劣。
于是王晦给章惇和蔡京去了信，信中没有说什么别的，之说苏油已经再次启程巡视北方去了，如果要给苏油写信，估计得两个月以后才有回复。
章惇和蔡京也是聪明人，最近京中有事儿，最慌的不是大小苏，而是这两位。
他们也害怕苏油会认为是他们搞的鬼，因为陛下亲政之期越来越近，吕大防调整是必然，他们有极大的上位可能性，也就存在打压苏辙和苏轼的可能。
收到王晦的信后，两人就明白了过来，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特意给苏油写信解释说不是自己指示的，那才真是苏油“权倾朝堂”的实锤。
刘正夫是入了高滔滔和赵煦夹袋里的人，已经任满，外放去了成都，但是并不意味着章惇和蔡京在台谏就没人了。
于是二人反其道而行之，辛巳，御史中丞李之纯言：“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仲春之末，生育之候，而风霾间作，继以大寒、霰雪、雨水，有戾和气，殆人事不善有以干之者。
比闻国论稍亏协睦，语或传播，动系观望。
望深加训谕，责其同德，上代天工，以召至和之气。”
苏辙也上章自辩，监察御史董敦逸所说的任用川人一事，乃是针对冯如晦的任命，认为冯如晦前有过失，圣旨命下御史台取勘，而臣更不候事了，便除馆职知梓州。
这件事情可令三省覆查，当知事实。
冯如晦系东川人，我系西川人，乡里隔远，又全非交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之所以不候事了就除官，是因为一来大家都称赞冯如晦任御史的时候，能不徇蔡确等意，倾陷士人，为确所怒，因此流落。
又因为这次冯如晦的过失，却是我亲舅之子程之邵告发的，故而冯如晦以为深仇。
如果我拖延的话，反有涉党相助程之邵，打压冯如晦的嫌疑，故而朝命下来，不敢异议，即时处置。
方以周防畏避而抱愧，却不料翻被董敦逸弹劾包庇，事属诬罔。
而最近陛下恭己责成，进退臣下，少有特出圣断，基本都是付之众议。
因此宰相以下，每有差除，臣皆须众人佥议，方敢进拟，稍有异同，即不敢除。
这项制度执行得很好，最近只有贾易、晁端彦差遣及吕嘉问奏荐恩泽，众议不允，尚在争执，也不敢除命。
众目睽睽，谁敢主张亲旧，而过有擢用？
本来不想与小臣计较是非，但恐谗口浸渍，渐不可长。因此特意上章说明此事，是非皆在圣裁。
章惇和蔡京立即紧跟，说近日台谏对于苏辙兄弟的弹章过于激烈。三省不得不出面，将各御史的奏章拿出来，就其中的罪名进行集体讨论。
事情摆到台面上，那就不是事儿了。
三省经过严格审查，发现苏辙提拔蜀人，的确是事实，但是其根本原因，却是因为元丰之后蜀中人才鼎盛，科举大兴。
至今已然过去了十数年，这些人很多都已经走上了国家的重要岗位，且不论是参加公务员考试，还是治理地方的考绩，都是优等，理应在升奖之列。
也就是说，苏轼的推荐，苏辙的提拔，并不存在什么偏袒，恰恰相反，苏辙甚至有打压川人，力求平衡朝官们籍贯的痕迹在里边。
而所谓冯如晦一事，更是无中生有，苏辙的处置的确有些瑕疵，但是绝不是包庇，最多算是避嫌畏议。
对苏轼的攻击，除了陈谷子烂芝麻外，还说他“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这就不是弹劾，而是搞笑了。
到此执政大臣们认为，御史对苏辙兄弟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讨论结束后作出集体决定，贬董敦逸为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赵挺之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
四月，提举京师大学堂、成德、横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保、赐剑履上殿，徐王赵颢，卒。
就在二苏被弹劾到极致，朝中开始明显动荡的时候，二王一日突然收到中旨，直接由宫里电报班发出，说是太皇太后染恙，要二王入宫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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