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能伺候五头大肥猪就已经是极限。
现在好了，加工问题国家帮助解决后，两种粮食的保管期就从半年变成一年，如果保管得当，极限甚至到三年都还能吃，这就达到了小麦和稻米的水平。
国家商品粮库，今后会主要流通这一部分，口子就算是打开了。
这将给国家农业税收带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增长期，蔡京这机灵鬼立即上奏，表示支持刘正夫的办法，同时提出加强版，国家正式改革税制！
深水区，这无疑是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
国税地税分离，不仅仅是曾经困扰过后世的大问题，也是从封建王朝成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大问题。
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收这个大馍馍。
另一时空的蔡京，因为怂恿宋徽宗搞“丰亨豫大”，抛弃国家预算制度，又搞“以新换旧”，将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盐引制度搞坏，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因为“前科”过于吓人，所以苏油在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金融论》，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
关于经济、金融和税收，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
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从《宝泉引缀》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
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名义上，基本都是国税，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所谓“天下贡赋输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报告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
这种抽干水的体制，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
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水越来越少，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结果连井都干了。
还有一个痛点，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
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
国地分离。
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农税分作两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农税空间打开后，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之后农税会大增，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滋润”。
因为在增长期，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
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留给了地方。
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
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
再发展十年，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优良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骗走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或者说就算有，三年一转的地方官，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
当然，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
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可以想象，必将让大宋更加的繁荣昌盛，而蔡京在天下百姓、地方官员、朝臣和陛下的心里，地位必将有个明显上升，贤相之名，必然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蔡京也不敢胡乱作为，毕竟这是司徒首议，两人探讨切磋了多年的政策，只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各项时机都成熟了而已。
于是蔡京给苏油去了一封长信，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得到苏油的支持，也表示自己不是想争功，的确是大宋如今，需要这样的政策了而已。
苏油收到信后不禁好笑，蔡京这老小子没有自己的盘算那是不可能的，可谁叫人家运气好呢？
于是给蔡京回信，元长你尽管放手施为，我在外路为你摇旗呐喊，河北四路，就是你实施税制改革的排头兵，先锋队！
蔡京不禁大喜，上奏赵煦，请求施行税制改革，税种分离。
这个题目赵煦是知道的，苏油早就告诉过他，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这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给地方经济解绑，让经济先发展起来，保证各口井里的水越来越多，国家才能最终获得好处。
想吃肉，就要杀肥猪，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否则费力无尽还不讨好。
国家也如同一个工坊，工坊的生产效益要是还不够给干活的工人发工资，这就叫投入产出倒挂，那工坊就该倒毙了。
于是赵煦准奏，许蔡京先期于汴京、两浙、蜀中、陕西、河北试行，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二期推广到两淮、宁夏、河西、广东、南海，再之后，全国施行。
同时下诏户部要造作改制后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以及地方留存的数额；
刑部要制定出关于使用地税的相关法令法规，同时制定出地方官私增税源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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