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西征中遭遇不幸，但那是天意，总体来说，辽国在耶律洪基的带领之下，走上了自我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一点是莫大的功绩。
又说耶律延禧上任以来，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国内外的诸多矛盾，对外沉重打击了分裂势力，对内大力扫清了奸臣耶律伊逊的残余影响，恢复了祖母萧观音和生父耶律濬的地位，大力提拔贤臣名将，这是明君有为之相。
对于萧观音的遭遇，赵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辽使议论之时，指出当时的大臣萧惟信说得非常正确——“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
然后告诉辽使，辽国涿州人王鼎，曾经整理过一部《焚椒录》，后来由辽朝商贾带来大宋。
书里将萧观音冤案的详细过程，以及当时萧观音自白的奏折、诗词全部收录，极力为故懿德皇后鸣不平、道冤情。
大宋文人以之为蓝本，创作出了名剧《回心院》。
这部书估计在辽国早被禁绝，辽皇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真相，因此自己特意命密阁将这部书找寻出来，将之交给使臣，请你带回给贵朝皇帝。
辽使赶紧谢恩。
然而辽使不知道的是，关于耶律洪基的评价，是赵煦从苏油的密奏里摘取出来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及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进，贼及骨肉，诸部浸叛，用兵无宁岁。唯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者三千人，崇佛无度，罔知国恤，辽亡征见矣。”
而关于萧观音，王鼎也在书里评价她之所以遭遇不幸，原因只在于“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假如她不作《回心院》，也就不会有《十香词》一事；假如她不善书，也不会一时技痒而为单登手书艳词。
不过书里也承认，《怀古》诗的“巧合”，实在是难以解释。
然而让辽人措手不及的是，私下接见时，赵煦真是人如其名，如春风一般和煦，心心念念的就是两国关系融洽和睦，世代兄弟友好，然而正旦大朝会上，却出现了鞑靼人和女直人的身影！
而且赵煦似乎对鞑靼和女直异常感兴趣，接连册封了他们四路节度使的官职！
辽使当然要提出抗议，鞑靼乃是辽国的叛蕃，如今辽国与他们还处于战争状态，女直也不柔顺，希望大宋和辽国站在一起。
否则就成了鼓励反叛行为，与大宋秉持的“仁道”大相径庭。
然而大宋的准备非常充分，辽使的论调，立即就招来无数的反击。
于是辽朝使节，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大宋嘴炮”。
蔡京首先发难，有一个问题先要搞清楚，辽国与宋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对待藩属的问题上，就一定要持相同的立场。
大宋最早的叛蕃西夏，就是最好的例子。
辽国不但接受了它的朝贡，册封了李元昊的官职，还大力资助李元昊立国，不断地“调停”甚至进行武装干涉。
辽国能做初一，我大宋为何不能做十五？
还有高丽，高丽最早是大宋的藩属，后来被辽国威逼，被迫断绝与大宋的朝贡关系，成了辽国的单独藩属。
后来在高丽君臣的努力下，终于打通了海上朝觐之路，这才重新变成两国的共同藩属。而到现在，又重新变成了大宋的独有藩属。
这些都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些先例，都是辽国首先做下的。
既然辽国作俑于前，就不能怪我大宋如今，效法于后。
礼部尚书许将声若洪钟，老头年纪虽大，但是吟啸功夫出类拔萃，声音在大殿里回响，竟然引得大金钟都嗡嗡作应。
许将声明，大宋对待藩属的态度，从来都非常明确，那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只要藩属在大宋朝贡体系范围之内，恭顺守礼，那么大宋作为宗主，就应当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
至于调停与干涉，那也是限于藩属之间发生矛盾，需要宗主出面的时候，由藩属国提出求请，大宋才会出手。
占城官民请附，便是例子。
因此从外交制度上来说，大宋册封鞑靼和女直，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
如果辽国希望大宋采取不一样的办法，也不是不可以，从制度上讲，也是有路可走的。
首先，辽国得将自己置于大宋的朝贡体系之内，也就是说和鞑靼女直一样，先成为大宋的藩属国。
然后才能以藩属国的身份，提出提案，要求大宋调停辽国与鞑靼之间的争端，这样就成了宗主国调停两个藩属国之间的矛盾，也才合乎大宋的外交制度。
第一千七百六十七章 新年
户部尚书刘正夫则指出，大宋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帮助和扶持为主，其目的，是使藩属国的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国有道，宗主就会奖励；国无道，宗主就会惩罚。
阻卜、白鞑、准布，不管他们与辽国的关系如何，但是站在大宋的角度，在宋取西夏后，三部人民与大宋开始有了接触，并且在民间的宗教、商贸交往交流过程中，向大宋宁夏路、西域都护府的人民学习，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的生活。
崇尚佛法，急公好义，能歌善舞。
为了解救被黑汗压榨的佛徒，鞑靼诸部自带牛羊，随军数千里，这些都是符合公义的，符合维护文明的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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