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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_罗玺纲【完结】(11)

  我对这两个问题苦思了经年,想不到下手处。有一天,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过南京,来家匆匆一见,我把我的困难告他。他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紧铃人,就要从洪秀全下手去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绩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对封建性清除了吗?但再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本世纪帝王统制万方,宣扬封建主义,但其中却包含国家大事的内容,取消了本纪,国家大事从何而见呢?刘知几论本纪说:「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顯国统」[二],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时间,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一]。这样,取消了本纪,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部份,表、志只居於从属的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份组成,列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经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得到朋友指点,一旦解决了。这是我第二次对纪传体的改变。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着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书还在叙论开头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直理。

  到一九七七年秋,对这种体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纪编年用的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的体例,案日纪事,不具首尾,不相联属,绝无组识,读起来实是一堆「断爛朝报」[二],或有类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帐薄」[一],不易记忆。应改用纲目体,将流水帐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纲目体也是编年体的一种,虽然仍受以年纪事的原则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围内,却得对史事进行有组识的叙述,使大事易明易记。我又考明「列传」本是和「本」对称的,「天子称本纪」[二],而「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三]。现在既取消了「本纪」,把秀全、洪天贵归入「列传」内记叙,「列传」的函义已从「叙列人臣事迹」,变而为记叙人物,则「列传」名称也应该改,所以把「列传」改为「传」。这是我对传体所作的第三次改变。

  我对传体这三次改变,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经过长期探索进行的,并且是连改连用,连用连改的。它用「叙论」概括全书,用「纪年」记大事,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传」记人物。「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纪年」用纲目体裁。「表」用表格体裁。「志」用专题研究体裁。「传」用传记文学体裁。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

  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大事。

  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份,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於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份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从上面三点不同总起来看,现在改变而成的体裁,与纪传体具有不同的性实。这个体裁,五部份各有不同的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识,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结合而成为一整体,应该定名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应用这种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谕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的史书往往陷於有骨无肉乾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的。我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来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来未能认识,并且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的史书任务[一]。直到去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史书体裁[二]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但对纪传体形式上可以这样说,实质上是以本纪、列传为主体,却不能这样说,名为纪传体,才是名实相符。现在,我们「本纪」取消,改为「纪年」,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又增加了「叙论」,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成为一种史书新体裁,才能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誌明所自,并此致谢!由於这是一种个人从探索得来的初次试用的体裁,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所以详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历史科学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青年时,受资产阶级教育,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错误地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解放后,经过改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实践时还是不懂得怎样去达到目的的。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范文澜同志看了史稿增订本后,写信叫我「可补一叛人传,列其逆迹,使革命叛徒无所隐匿,在忠奸对比下,此辈奸人将永远遭到蔑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我从此才懂得如何从叙一事、立一传的具体安排上去贯撤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并扩大了视野,增进了认识,使本书对旧著史稿换了面目。我今天对范文澜同志的教导,道不尽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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