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朱元璋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胡惟庸的这一番话的，认为他是在提醒皇家警惕武人，不要给予重权，以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更得防范武将们的谋反和叛乱。因此，朱元璋觉得胡惟庸乃是心腹之人，才能讲出这种会得罪武臣的心腹之话，暗暗后悔此前对胡惟庸不甚信任，未能早些与他披肝沥胆，便连连点头说：“爱卿之言，甚显忠谨。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治天下非文人不可，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武臣恃功骄恣，
倚势冒法，朕岂不知？只是北元嗣子未得，纳哈出仍跳梁金山，还需武将出力。一旦北元殄灭，朕自会释其兵权，令其归享天年，断不会叫他每料民治事的。”
胡惟庸原只怕李文忠的管理民政，是朱元璋用武臣干政的信号和滥觞，今见朱元璋说得如此绝决，稍稍放心。他自知暂时也无法让朱元璋取消对李文忠的任命，便以退为进，夸赞御甥李文忠勤备为学，亲敬儒士，有令舅之风。 朱元璋的所有血亲俱死于三十年前的淮北大旱中，只亲侄朱文政与亲甥李文忠逃得性命。二人得知他参加红巾军并做了一镇方伯，都来投奔了他，因亲信而成大将，立下殊勋。但朱文政已叫他一怒之下鞭死，而今仅剩下了一个亲外甥，他自然分外器重。现听胡惟庸颂扬外甥，脸上又绽开了笑，问道：
“朕欲使国公掌国子监，你看谁人合适？”
就是傻瓜也该明白朱元璋的心思了，何况绝顶聪明的胡惟庸？他不由怔住了：要说掌国子监，六国公中最合适的人物应该是冯胜，不论才德、
学识与人望，其他五位国公都不敢与之相比，尤其是学识。李文忠虽是皇亲国戚，虽是开国元戎，却识墨不多，在参加红巾军后才摘掉了文盲帽子。让他掌管国子监，不显得朝中无文了吗？
朱元璋见胡惟庸沉吟不语，心知他对此事颇不以为然，便睨了他一眼，转脸对着照壁上宋濂手书的“覃思”匾额，慢声说道： “朕也知保儿（李文忠的乳名）学识甚浅，非但不如冯胜，还比不上徐大将军。但朕欲借重他皇亲的身份，表示朕对士业儒学的倚重。”
胡惟庸见朱元璋把话挑明，心里直后悔适才的不知机变，暗骂自己糊涂一时：“胡惟庸呀胡惟庸，你枉自追随万岁多年，难道还不知万岁的禀性？万岁一旦下了决心，是能劝谏得过来的吗？不同意李文忠主掌国子监，非但不能使皇上改法更张，只会让皇上认为轻视皇亲。”
想到这里，胡惟庸连忙陪着笑说道：
“为臣愚钝，见识不及万岁之万一。曹国公以御甥之尊而掌管国子监，实乃我朝儒学幸事。天下士子
闻之，必欢欣鼓舞望阙而拜。”
朱元璋的脸色开朗起来，想起了另外一件大事———陕西泾阳白渠的凿浚工程。 这白渠是古代关中平原的人工灌溉渠，汉武帝年间用赵中大夫白公建议，在郑国渠南开凿，便被称为白渠，亦称白公渠。渠道自谷口分泾水东南流，经高陵栎阳东至下韡南注入渭水，长达二百余里，溉田近万顷。渠成之后，民得其利，关中更为富庶。宋朝以后，渠工渐废。朱元璋登基后，学周公模样，以大城要地封建诸子，欲使他们如卫星拱月，永远屏藩帝室，便把次子朱顤封于西安为秦王，封三子朱飉于太原为晋王，封四子朱棣于北平为燕王。至洪武八年，秦王、晋王俱已年长，早到了封国，燕王朱棣仅十五岁，和以下诸亲王还留在京城。秦王到了封国后，见白公渠淤废，便提出了重新凿浚的建议。朱元璋以国家初定，民力不支，拖到洪武七年才提到议事日程来，交丞相与工部尚书薛祥处理经办。今天，朱元璋想起了这事，便问胡惟庸进行得如何了。
胡
惟庸不愧为一个能臣，就在三月份陪伴朱元璋凤阳之行的百忙中，他没有顾此失彼，却派了心腹纪达等人去陕西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就疏浚里程、深度，提出了初步意见；胡惟庸又轮番召见工程有关的地方官员，对这一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仔细研究，反复匡算了工程所需劳力、资金的多少，然后与工部尚书薛祥作出了具体规划，并叫薛祥亲去指导施工。为了提高工效，节约投资，他把工程分段包给白渠沿途的地方官，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者有赏，不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者有罚，并要他们将工程进程及其所遇到的问题困难，旬日一小报告，一月一大报告，以此，他对工程之事了若指掌。他当即向朱元璋奏道：
“至五月底止，已动工两月。渠经五县，各县征集民工五千至万人不等。六十日来，共花工粮十万石，棉布六万匹，工程已完成三股之一。照此推算，至迟八月即可峻工。 可比计划少用民工五十余万工，少用铜钱三十余万贯。”
朱元璋一听可节省投资三十余万贯
，折合白银三十余万两，心中十分高兴。因为当时全国的国库收入铜钱不过数百万贯，库银收入不过数十万两。一个工程便节约数十万贯，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他便向胡惟庸是如何能节省这许多开支的，一听说是把工程包给各地方官，并初步搞了以工代赈，提高了官民的积极性，便连连夸奖道：“这办法甚好，这办法甚好！以后倘有土木工程，也可参照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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