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焦家桥，炮声忽寂。见城上守兵疾走如飞，乱滚至城下。
予下驴站立。有二三百男妇，自西来。云：已进城矣。
少顷，又有二三百人来。云：“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
百姓有觅得黄纸者，有得红纸者，俱书“顺民”二字，粘于门。
少顷，复设香案，粘黄纸一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
贼兵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衔】枚贯走。百姓俱闭。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闯军并不拦问百姓】。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间。
【闯军】大叫云：“有驴马者，速献出！敢藏匿者，斩！”
【百姓】有驴马者，即牵出。
少顷，将大宅【富人之家】斩门而入，小宅【普通市民】插令旗于门首，以示欲用之意。
予时避于焦家桥胡同内。
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平定、阜城、崇文、齐化诸门，俱以是时破矣。{232}
从初时惊恐、逃乱，到心态渐趋平稳，再到市面很快恢复正常，仅仅二三个时辰，改朝换代的动荡，即变成百姓“往来奔走如故”。这是来自一位前政府中下层官员的描述，应该说是客观可信的。
赵士锦同样提到那两个因抢劫前门商铺遭到处决的闯军士兵：“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舖【铺】中紬【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233}
这样的军队，配得上“王者之师”的称赞。
可惜，这种情形只维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白天，北京市民还在为先前的恐慌暗暗好笑，感觉自己庸人自扰，以为沧海桑田之变，不过尔尔。夜幕刚刚降临，人们就意识到大事不妙。对闯军入城纪律井然做过客观陈述的赵士锦写道：
日间，百姓尚不知苦。至夜，则以防奸细为名，将马兵拦截街坊出路。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女。民始苦之。至夜皆然。
这是普遍一致的报道：
贼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渐及良家女。良子弟脸稍白者，辄为拏去，或哀求还家，仍以贼随之。妇女淫污死者，井洿【水塘】梁屋皆满。{234}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3)
贼兵初入人家，曰“借锅爨”。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235}
刚进城的纪律井然，表明闯军并非不曾意识到改变流寇作风的重要性。然而，看起来这一认识仅仅是农民军少数领导人（李自成、李岩等）才有，另一些或更多的领导人，以及普通官兵，则并不真正接受。有报道称，违纪士兵将民女掳至城墙上*之后，惧怕被路过的将领发现受责，“竟向城外抛下”。还有报道称，军纪弛乱后，李自成曾试图制止，士兵竟一片哗然，说：“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236}
士兵敢于如此，不过是上行下效。
闯军头号大将刘宗敏，便是表率。进城后，刘日夜唯以弄钱、搞女人为能事。赵士锦作为被刘宗敏扣押者，有机会目击许多这类事。“是日【三月二十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某国公家媳妇也。”“每日金银酒器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刘宗敏寓所议事，亲眼看见三进院落之中，几百人在受刑（所谓“追赃”），有的已经奄奄一息，李“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宋献策】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实际上，李自成似无力约束刘宗敏。作为登基的热身活动，需要“劝进”，刘宗敏大不满：“我与他同做响马，何故拜他？”{237}
所以，单看闯军进北京城的头半天，颇像王者之师，颇像约三百年前攻克金陵的另一支农民军；但仅隔几个时辰，一到晚上，就不像了。
为什么朱元璋在金陵待下去，李自成却在区区四十天后，就不得不从北京落荒而走？答案就出在进城头一天这几个时辰之间。
颇有人替李自成鸣不平，以为他冤得慌。我看不出道理何在。固然，搞钱搞女人，抢劫*的，不是他，他甚至还试图加以制止。可是《三字经》说过：“养不教，父之过。”一个家庭搞不好，做父亲的难辞其咎；何况一支军队的领袖，一个新兴国家的立国者？他如果是个称职的领袖，会早早做到根本不让类似情形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再临时去制止。
归根结底，是他的责任。他并不曾做好夺取北京城的准备，结果却来了。
于是，北京城告诉他：不成，你来的不是时候；你还不配；你走吧。
人们本以为历史上第二个洪武爷已经出现，岂料，几个时辰后就发现原来是误会。历史家用于描述朱元璋的那些词儿：起于底层，天生豪杰，百折不挠，众望所归……都还可以继续用在李自成身上，不过，有一个可以用于朱元璋的词儿，难以用于李自成———这个词是“雄才大略”。闯军进城后的糟糕表现，说明它的领导者缺乏“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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