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
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
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
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
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
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
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
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
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
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
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
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
“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
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
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
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
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
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
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
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
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
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
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
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
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
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
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
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
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
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
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
“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
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
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
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
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
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
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
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
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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