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
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
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
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
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
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
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
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
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
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
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
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
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
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
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
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
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
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
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
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
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
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
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
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
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
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
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
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
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
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
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
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
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
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
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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