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
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
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
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
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
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
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
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
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
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
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
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
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
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
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
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
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
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
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
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
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
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
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
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
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
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
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
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
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
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
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
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
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
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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