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
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
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
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
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
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
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
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
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
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
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
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
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
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
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
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
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
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
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
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
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
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
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
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
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
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
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
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
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
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
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
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
心里自然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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