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挟政府，几乎成了何鸿燊的最后法宝。
客观而言，是否取缔赌船在公海开赌，香港政府的态度至关紧要，也只有香港政府才可能拿出一些有力措施，因为赌船均以香港为“基地”，而且赌客绝大多数是香港人，本来香港政府是有能力制止的，但是，何鸿燊的奔走呼吁并没有感动香港政府，当时的港府副政务司梁宝荣公开说：“我们惟一说过，可以考虑是否用立法形式来管制这些活动，但我们没有说‘一定’要用立法形式来管制这些活动。我们不会将全世界的事放下不理来做这件事。如果港府对赌博要优先处理的话，我反而会考虑处理香港内部赌博问题(即非法赌博)，然后才轮到它。”
不仅没有获得港府的有力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揶揄，何鸿燊失望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认定只有依靠自己来解决此事，于是想出了一个“以船制船”的招术，但它的结局却应证了一句古话：“病急乱投医”。
何鸿燊情急之中，出动自己旗下的两艘客轮，与叶汉在公海展开比拼。
但是何鸿燊没有亲自上阵，他把“华澳”号和“庐山”号租给别人，由别人出面与“东方公主”号和“利达王子”号竞相搏杀。
何鸿燊出此招数，表明他在无奈之中也会头脑发热。他有两点考虑，一是冲击原先的两艘赌船，以期使它的生意冷淡而放弃开赌；二是出于一种“乱中添乱”的流氓心理，希望四艘赌船在公海上斗得日月无光，然后看你香港政府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但事实证明，何鸿燊此举是极不明智的。
因为，他的这一招引起了香港政府的进一步反感，连原有的一点同情和责任感也丧失殆尽。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怪，香港政府对何鸿燊不满了，形势却又一度变得对何鸿燊有利起来。
原来，叶汉经营“东方公主”号不到一年，仿佛是兴致已尽，突然又洗脚上岸，甩手不干了。1989年，他把“东方公主”号股权转让他人，后来几经辗转，最后落在了永盛电影公司的向华盛和向华强兄弟手中。
叶汉为什么突然收手，一度让人感到极为迷惑，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叶汉放弃“东方公主”号，是由于进账太薄，经营不力。这一说法受到另一方的驳斥，认为叶汉与经营不力无法划上等号，进账太薄也难以成立，因为紧随其后又有多艘赌船驶向公海，没有钱赚，何来那么大的诱惑力?又有人说，叶汉可能是受到港府的压力。但这也不符合叶汉的性格，很多人认为，大家怕的事情，叶汉可能不怕；而叶汉怕的事情，则大家都怕。还有人说，叶汉曾受到黑道势力的恫吓，或者和对手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等等，但均是猜疑，不足为信。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叶汉到公海开赌，赚钱是在其次，他主要是为了吐一口闷气，他看不得何鸿燊稳坐澳门赌场，他要让何鸿燊吃点苦头。现在他已经把公海赌博的战火点着了，设备现代化的赌轮一艘接一艘开进公海。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继续跟何鸿燊比拼，他觉得有失体面，因此决定抽身上岸，看别人与何鸿燊厮杀，应该更有味道。
从此，叶汉彻底结束了他开赌场的历史 。他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心情，观赏起何鸿燊累死累活地与他人展开无止境的搏斗。
这时，何鸿燊已认识到自己“以船制船”的策略属不明智之举，但踏出的脚已经难以收回，他决定以收买的政策，结束公海上的赌船之争。事实后来证明，这又是一个非明智之举。
同在1989年，经过秘密协商，何鸿燊把澳门赌场部分股权转售给向氏兄弟，以此为条件，令“东方公主”号退出了公海。作为局外人的叶汉，这时看得格外清楚，他想：看你何鸿燊有多少股权出让，纵然你把澳门赌场全部卖光，也清除不了公海上的赌船。
1990年3月，“利达王子”号也因种种原因退出了公海。
喧闹一时的公海平静了一段时间。
但不到一个月，“三不管”的公海上，“呼啦”一家伙又冒出了5艘赌轮。
何鸿燊焦头烂额。
公海赌博的规模就在这样激烈的争斗中越来越大。叶汉首创的“东方公主号”在十年之后仍然是中国最出名的赌搏邮轮，被视为“海上拉斯韦加斯”。90年代，曾经有大批官员在这艘船上“倒下”。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湖北省政府驻港机构宜丰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都曾经在这艘船上一掷千金，据说金鉴培当时每次下注都达七八百万港元。
目前“东方公主”已经静静地躺在天津塘沽的海港中。但是在港澳地区，还有多艘从事赌博业务的邮轮。除了何鸿燊麾下的“澳玛一号”“澳玛二号”等，还有在公海上游弋的“金公主邮轮”“金湖号”“海王星”“集美邮轮”“蓝钻石邮轮”“港龙二号”“蓝明珠号”等赌船。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邮轮一般都选择巴拿马等小国注册，但背后都有来自港澳或者东南亚的强大势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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