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三、四组文字前后也显示出一定的言道家之“意”与“用”的关系。不过，有些差异不是绝对的。由于楚简《老子》不是一个保存完整的本子，只是综合多方面情况，才能指出各本之间的形式与内容的不同性。
如果抛开传世本《老子》先入为主的观念，仅从郭店楚简当时留存的状态来看，甲、乙、丙三组文本不能简单地确定为老子一人所著或统名之为《老子》。《老子》甲、乙、丙之命名是因其内容被传世本整合为《老子》后切入的概念。严格地说，《老子》甲、乙、丙只能称为老子学说或道家言论，或者从形式上看有着“经”与“传”、“注”之区别，除非历史确能证明《老子》甲、乙、丙为老子一人著述或找到其差异性的原由，才能把其真正定名为《老子》及老子所著。
这是否可能呢？
附一：圣哲蝶变，真经合一3
二、合理推论：老子与老莱子同人著的历时性
如何辩识《老子》甲、乙、丙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内在原因，应结合已有的历史文献及现代知识进行全面细致地分析。
前有所析，《老子》甲、乙、丙中能真正称得上经典或被当时认可且十分重要的只有《老子》甲。令人困惑的是：老子因避世乱“至关”隐去前若只写作了《老子》甲，那就不可能再有什么著述留给后人了，否则，历史就不会出现对其人“不知所踪”之记述。
既然《老子》甲、乙、丙三组原始文本形式、内容有所不同，且有一定的时差性或相对分离性（或称有“经”、“传”之别），即有些学者认为的简本《老子》可能非一人一时之著，那么后世为什么又把这三组文本当一人之著看待，并早在汉初帛本中就得到有机整合呢？这里面必定有能内在“统一”它的合理的因素，即能统一于三组文本关系或言论的角色。
历史性地看，这个能统一于三组文本关系的人就是老莱子或隐居荆楚蒙山（现荆门市象山）后的老子。
关于老莱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未能否认其人为老子，并以老子“或曰老莱子”称之。老子后学者们也有不少考证认为老莱子就是老子的。本人也于2010年发表了１２万余字的长篇人物考论《千古大隐老莱子——老子真迹考》（见荆门市文化期刊《荆楚风》2010年5月增刊），从老子生、名、籍、著、隐等五个方面去考证其“蝶变”为老莱子的历史可能性及真迹，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
本文不在此详考老子与老莱子的复杂关系，仅就楚简、帛书、传世的三种《老子》版本的内在联系，去具体分析“两老”为一人或《老子》甲、乙、丙及《太一生水》为老子（老莱子）一人著的可能性，即老子后来隐居荆门蒙山（今象山）名变为“老莱子”之历史角色是释疑解惑《老子》甲、乙、丙及《太一生水》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的主打钥匙之一。
其理由是：
1、只有老莱子或隐身后的老年老子能够承接这三组文本的历时性。按一般知识，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后就“不知所踪”了，但越来越多的史迹表明老子并非真的不见其踪，而是现身在荆楚蒙山人称“老莱子”，且留下新的著述“十五篇”。如果这“十五篇”没有真的佚失，而是被整合在后世的《老子》中，那“后老子”的言论，即《老子》甲、乙、丙之间历时性差异或形式、内容当然就有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只有老莱子这个历史角色才能释解《老子》甲、乙、丙包括《太乙生水》这四组文本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的关系。
2、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同时发现《老子》甲、乙、丙本身就说明三者虽不同形制，但还是能当“一人之著”或“一家学说”看待的。在这个时期，除老莱子外，没人能与老子“并驾齐驱”或为《老子》甲作“传”、“注”。 而且老莱子虽然与老子名号有所不同，但确实都姓“老”尊“子”、与老子同时并都受到过孔子拜访为师——历史在这么狭窄的时空内不可能有如此重大的巧合。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拙著《千古大隐老莱子——老子真迹考》中已充分考述过这一点。
3、在先秦历史文献中，常出现老子与老莱子语主混乱或故事重叠，是“两老”为一人的外在表现，也是《老子》甲、乙、丙本之差异性能统一于一人的历史佐征。如《战国策.楚策四》：或谓黄齐曰：“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这与史籍中大量记载老子以“齿、舌”示人之典故是一致的。又如《史记.老子列传》讲孔子问礼于老子，文中“去子之骄色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莱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是类似说法。[7]
4、《老子》甲、乙、丙组文字内容有所不同，或呈现出司马迁所说言道家之“意”与“用”的关系，可以看着是老子与老莱子（老年老子）阅历不断丰富、思想不断深化、理论不断实用的表现。只不过在后来，老子或老莱子所著述《老子》乙、丙及《太一生水》一时未被当作经典著作去看，这当然与其著述流传时间较短、其人隐居后与世相对隔离，未被外界充分认识及与认可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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