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金史》卷50，《食货志》。
③同上。
①《金史》卷50，《食货志》。
说明榷场的兴废，往往要受到两国关系的是否友好相处，边境是否安宁， 以及是否有利可图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转手贸易与掠夺贡使商旅 西夏和邻境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贸易关系。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宋朝 的“赏赐”，尤其是茶叶，用以换取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羊只，然后再 转卖给宋、辽、金等国，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西夏社会虽然立国伊始，封建制便已确立，但仍然存在着家长 奴隶制和原始制的残余，因此，其统治者对物质财富掠夺的欲望，有增 无减。当时的回鹘商人到辽、宋进■■■，“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 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③■■■天竺（今印度）国的进奉僧途经夏境也 遭到西夏统治者的扣留和勒索。史载： “先是（天竺）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师，贡梵经、佛骨及铜牙 菩萨象，留京三月，仁宗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 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④。
途经河西走廊的丝路被西夏统治者中断之后，西来的贡使和商旅只好另 辟新路。这条新路就是经过流沙迷漫的柴达木盆地，到达鄯州（今青海 西宁市），然后自鄯州沿着湟水而到达宋朝的秦州（今天水市）。这是 中西交通的着名的丝路古道，被称之为“吐谷浑路”。这条路在公元4、 世纪时曾经繁盛一时，现在再一次得到恢复。由于唃厮罗对西来贡使和 商旅采取了保护的措施，不少西来的商旅在鄯州大做买卖，从中得到了 不少好处。“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①。
至于大食的贡使和商人，由于宋朝的劝告，也不再经过西夏控制的 河西走廊，而绕道海上至宋。总之，西夏统治者中断经由河西走廊的中 西交通，固然给西来的贡使和商人带来了绕道跋涉的艰难，但同时也使 自己蒙受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损失。这是西夏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三、西夏的货币 随着西夏商业的发展，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货币大体上有两类：一 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本国铸造的 货币最早为景宗元昊时天授通宝（汉字书），最晚的为神宗遵顼时的光 定元宝（汉字书），除献宗德旺和末主■两代未铸钱外，其余各朝均铸 有货币。其中又以仁宗仁孝时铸造得最多。仁孝时还设有通济监的机构 进行铸造。据清人吴广成记载： “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 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 价辙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 铸天盛永（应为元字之讹）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 ②《金史》卷134，《西夏纪》：“（大定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 有用也’。乃减婴保安、兰州榷场”。
③《西夏书事》卷15。
④《西夏书事》卷12。
①《宋史》卷492，《吐蕃传》。
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①。
据此可知，仁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需要设立专 门机构铸造数量较多的货币，来满足日益发展的商业流通的需要。
西夏货币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西夏文钱，计有毅宗谅祚时的“福圣 宝钱”（西夏字作“■■■■”），谅祚或乾顺时的“天佑宝钱”（西 夏字作“■■■■”），惠宗秉常时的“大安宝钱”（西夏字作“■■ ■■”），桓宗纯■时的“天庆宝钱”（西夏字作“■■■■”），等 等。另一种为汉文钱，计有元昊时期的“天授通宝”，秉常时期“元德 通宝”，仁孝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佑元宝”，纯佑时的“天庆元 宝”，襄宗安全时的“皇建元宝”，神宗遵顼时的“光定元宝”，等等。
由于西夏缺乏铜、铁，从而使其货币的铸造受到限制，其所铸的有 限货币，是无从满足其市场的需要的，必须自宋金进口大量的货币。这 从西夏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大量的宋、金货币得到佐证。
西夏货币除大量铜钱外，还有少量的铁钱和银币。
总之，由于西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绝对的支配统 治地位，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因此，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自然要 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是西夏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①《西夏书事》卷36。
第八章西夏的文化 第一节西夏文化与河陇文化 关于西夏文化的来源，在原苏联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 来的，自成一体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①。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文 化的来源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其次，要 考虑其周边邻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远离本国的什么文化影响；第 二，这种看法与实际历史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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