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害关系的角度分析，同、光之际，清朝统治集团中已有一部分人不再视开放门户为洪水猛兽。此时，主动开埠的政策虽未实施，但对外人增开口岸之请，已较少严拒。1876年，李鸿章与英人就滇案在烟台谈判，承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口岸对外通商，并允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这在英国方面，虽系强权政治之表征；在中国方面，半推半就，未尝没有无可无不可之心理在焉。在与英人谈判期间，李氏在致朋僚的函稿中写下了几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滇案及通商各事，将就议结，非多添口岸，无以饵英人。然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未为全失。”“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5]
对于中国人来说，条约口岸并非仅有弊害，而是“利害参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某种意义上，清末主动实施“门户开放”，正是鉴于条约口岸的经验教训，趋其“利”而避其“害”的产物。
此外，清廷决定主动开放门户，尚包括有外交因素的考量。近代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恶劣，迫使清朝统治者谋求应付之道。在清廷的制夷之术中，最能与“门户开放”建立直接联系的莫过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其中制御日本最为关键。由于《江华条约》的签订否定了中国与朝鲜之间既有的宗藩关系，日清关系日趋紧张。随之而来的琉球之争，使清政府感到“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6]，遂改变国防政策，开始了“以日本为假想之敌”参阅杨天宏《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的变化与李鸿章的海防战略》，《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6-60页。的海军建设。与此同时，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劝其主动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本。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全面实施“以夷制夷”外交，或联英制日，或联俄制日，或联美制日，或结盟一国牵制数国，或通好数国以抵抗一国。中国古代历史上“合纵连横”之外交，于焉重现。
“以夷制夷”包含了某种寻求国际“均势”的思想于其间，主动开埠通商则可看作“均势”思想的实际运用。郑观应就曾主张“大开门户”，在边境要地开设“万国公共商场”，让外国人在中国口岸“杂居”，“借彼合力，以保疆土”。[7]所谓“借彼合力”，实即利用列国“均势”之意。他如盛宣怀所陈略仿土耳其国，“凡天下险要精华之地，皆为各国通商码头”，“请各国公同保护”[8]之法，亦有“均势”思想体现其间。陈虬言及“均势”思想时，曾以西国之事证其合理。他写道：“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警惧张惶。且必协力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也。”[9]
甲午战后，内含“均势”思想的“以夷制夷”方略逐渐演变发展为成熟的“门户开放”外交政策。过去研究近代外交，以为“门户开放”不过是美国人插足中国的一种手段，实则中国人自己也已酝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只是两者的用意不尽相同罢了。从时间上看，中国方面实施“自开商埠”，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大体同步。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关键人物，乃驻美公使伍廷芳。伍氏1882年被李鸿章以重金延入幕府，开始其政治生涯。[10]值得注意的是，伍氏在1899年9月尝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有过会晤。前此5月，伍氏在美国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演讲，其中涉及商务的一段，明确提到了“门户开放”。他说：
重商主义的影响是近年来引起的一个危险点。作为世界商品市场，中国无可争辩地占据首位。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民的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供应。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市场，中国的一个省比整个非洲大陆更有价值。中国的政策对待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他们都真正享有最惠国待遇。保持门户开放正符合她（中国）的政策。
据说美国政府对伍廷芳的演讲曾给予应有的重视。[11]但若谓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系受伍氏演讲的影响，则证据不足。事实上，当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伍氏对美国的用意还颇持异议，尝“特谒外部大臣海约翰，慷慨陈词，正言驳论”，经海约翰解释，方释去疑惑。[12]有充分证据证明，“门户开放”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并非伍氏演讲影响的产物。①然而，若认为伍氏主张系受海约翰影响的结果，也缺乏基本证据。
尽管中、美两国主张“门户开放”的旨趣和历史依据有别，但双方都敏锐地看到了利用国际“均势”谋求自身利益的巨大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门户开放”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被清政府提出并得到各国认同，与任何单方面实施的政策相较，可能遭遇的阻力都会小得多。“自开商埠”一度发展顺利，此其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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