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门户开放”主张演进为政府决策
在影响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诸多外在因素中，日本明治维新最为关键。与中国一样，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曾遭遇外侮。为谋求自立，日本在幕府末年曾设计出“锁国”政策，“攘夷之风盛行”。[13]倒幕成功之后，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一反幕府时代之所为，变“锁国”为“开国”，主动宣布口岸对外开放。实施“开国”政策之后的日本，亦不愿中国继续深藏固锁，紧闭国门，这对中国思想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光之际，维新派思想家如冯桂芬、陈炽、郑观应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日本成功之例，主张以为师法。[14]
然而真正对中国思想界刺激强烈者，则为甲午一役。是役日本以“东瀛小国”打败“大清帝国”，这对自尊自大的中国人，可谓耻莫大焉。自此，“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迪民智之说，或立危言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15]战后，中国维新运动广泛开展，日本的“开国”政策，遂成为中国思想家主张“门户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甲午战争对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清末士大夫注重研究日本，在更深的认识层次上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从而加速了中国“开埠”的步伐。甲午战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已不必再作论证，“保国、保种、保教”口号广为传播，早就揭示了这一事实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国人发现，闭关足以亡国，而开埠则是国家富强之道。维新运动兴起后，康有为在一份奏折中对中日双方胜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写道：
窃顷东事大败，割台湾，赔巨万，举国痛之。臣以为此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之不足用也。……自尔之后，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16]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不少政治家、思想家，都力主效法日本，大开商埠，以收利权而杜觊觎。例如，王之春曾向朝廷提出商埠自开的具体办法，即“先自开地段，设工部局、巡捕以握主权，且以此抵偿他项要索，实足厌其心而关其口”。他强调指出，“日本尝用此法收回利权，成效昭然也”。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认为，今之中国，实乃昔之日本，在对外通商问题上，“东邻之成例可援”。[17]彭名寿亦主张开埠，他在《湘报》上发表文章，以日本明治维新“举全国而口岸之”，商务遂盛，国力遂增，作为通商成效之证明。[18]盛宣怀在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期间，曾与郑孝胥等人议及“举国通商事”，并提出“将内地各省会一体通商”[19]的主张。伍廷芳在考察日本的商务之后，曾极力主张中国仿照日本全境开放。1898年2月10日，伍氏上《奏请变通成法折》。他将李鸿章在20年前有关开口通商“利弊各半”的看法又向前推进一步，明确指出，对外开口通商，“利多害少”。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能防范外人侵犯中国主权。他以世界历史论证说，瑞士、比利时皆蕞尔小国，然均能自立，未尝见逼强邻，其原因在于，“彼全国通商，重门洞开，示人以无可欲”，“中国深藏固闭，转有以启其觊觎之心故也”。有鉴于此，他向朝廷上奏，提出“为一劳永逸之谋”，“无论大小各国皆与通商”的设想。②
伍氏在官场行走有年，深知在中国办事匪易，故又提出“分年开办”的具体步骤：即首先在沿海地区试办，然后分别次第，往各地推广，“或十年或二十年，我自主之”。另外，中国可以通过增加进口税，控制进出口之比例，保护民族工商业；通过制订《通商律例》，使所有交涉词讼，皆以此为断谳之依据，俾“治内治外有所遵，而较为画一”。伍氏认为，这些办法，“诚能控制得宜，权衡得当，亦异日富强之基矣”。值得注意的是，伍氏此折同样提到日本“与各国订约全国通商”之事，足证日本对伍氏思想的影响。
其二，甲午战争本身及战后赔款在财政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负担，促使清政府“自开商埠”，广开财源，以度危机。甲午一役，中国自身所耗且不计，仅战后付给日本的赔款及“赎辽费”，便多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要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债务，对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清政府为筹措这笔巨额款项，曾向俄、英、德、法、美等国借贷，又在国内试办发行“昭信股票”。借洋款虽30年方还清本息，但利息太高，且附加政治条件，中国不堪其累；发行内债，则又应者寥寥。“欲开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不能骤节”，清政府焦头烂额，以致户部官员绝望地说：“此三十年内之还款，其将何所取给哉？且无论三十余年也，即以本年而论，……既无余款可拨，又无闲款可挪。”[20]山穷水尽之际，自然将“自开商埠”视为柳暗花明的村寨。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通商口岸。[21]开口与筹饷的关系，此奏言之甚明，故很快获朝廷批准。与总理衙门奏开商埠几乎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御史陈其璋等在奏请朝廷对外开埠时，也都具有“推广利源”，以救燃眉之急的考虑。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自开商埠”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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