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日本方面谈判时，清政府代表援引与英国商妥的办法，不愿意让日本人占到更多的便宜。谈判中，日本代表最初曾索开13口作为商埠。经中国方面力争，到1903年10月中日双方签订《通商行船续约》时，日本获得的利益并不多，仅商定将长沙辟为通商口岸，盛京的奉天府及大东沟“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当驻扎直隶之各国“护馆兵队”撤出之后，“中国即当在北京自开通商场”。在商埠管理权属问题上，日本代表称“英约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巡捕章程，则管辖地面之权，全属中国”，认为这些规定不“活便”，不肯照办。清政府谈判代表“坚持照英约声叙，决不更改”。①日本代表见中国方面不肯让步，遂照会清政府，提出通商口岸各项章程，应由清政府与日本协商制定。清政府认为，“口岸由我自开，章程又何能与日本协定，失我主权？”严词拒绝了日本的要求。[33]
谈判的最终结果，英、日坚持了在长沙等地设立“通商口岸”即条约口岸（treatyports）之名，中国则自认为获得了在长沙等地实施商埠“自开”之实，双方各得其所，都在保持“自尊”上得到了某种满足。中国方面看重的是工部局与巡捕房由中国自己设置操办，认为这是“自开商埠”的实质，在不能兼顾名实的情况下，中国自应弃名取实。张之洞甚至主张，在以后的谈判中，凡遇他国要求开口岸，均须照此办理。而英国人则认为“通商口岸”的名称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有了名，在强权压迫下，英国所希望的通商口岸的实质内容将不难获取。
四、制衡日俄与东三省门户“自开”
如果说，清政府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寓有制衡列强在华争夺之意，则东三省“全境开放”就是对这一政策效果的实际检验。庚子年间，因各国组织联军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沙俄遂出兵东北。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触及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两国间争夺加剧。之后，为收回东三省，清政府煞费苦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将东北“全行开放”即为对付俄国侵略的一项举措。参与筹议者有张之洞、刘坤一、王之春、伍廷芳等。
1901年3月21日，当杨儒为收回东三省而与俄使紧张谈判之时，张之洞痛感“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提出“救急三策”，其中一策即主动开埠。[34]同日，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致电枢垣，再度提出主动将东三省开放，借各国之力以拒俄国的主张。②3月23日，朝廷发出旨电，令将刘、张所陈之法，速行筹划，电商各国，以“通商”之利诱之，俾能“实力助我劝俄”。[35]三天后，安徽巡抚王之春在致朝廷的电文中表示，当此俄患孔亟，中国唯一的办法在于求助各国，使俄人怯于“众势”而不敢逞其奸作。要“交厚感动”英、美等国，就要打开东北大门，与之通商。他强调指出，“开门通商，尤是存东制俄要策，早应如此，何况此时。历次外人开衅，从无一兵一炮扰及通商口岸，可为确证，并求乾断施行。”[36]嗣因交还东三省谈判取得进展，中、俄双方在1902年4月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沙俄借庚子事变占领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中国此一阶段“拒俄”之目的业已达到，因而作为“拒俄”手段的东北商埠“自开”，也就暂时束之高阁。
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开埠事被再度提起。1904年5月18日，日俄开战甫及三月，给事中谢希铨即上奏朝廷，提出包括收回东三省铁路主权在内的上、中、下三项对策，祈朝廷“沉思默运及早预筹”。7月16日，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奏陈朝廷，主张将东三省、蒙古等处开埠通商，交通各国，以为牵制。孙使奏称，他曾到西班牙首都，多次与该国外部大臣晤谈，深悉该国政府之立场。他转述西班牙外部大臣的话说：
看来日本可胜到底，中国宜俟两国停战议和之时，自行宣布将东三省蒙古新疆以外，开门通商，免两国立在约内，致失主权，亦免俄败后，另图侵占。既自宣布开门通商，各国皆得沾利益，亦可主持公论，不致受亏。……中国前此开通商口岸，皆系受外人之凌逼，非真愿通商。倘目下能将通国内地概准外人通商，亦无仇视外人之意，可免外人猜忌之心，实于邦交有裨，但须改订律例，收回治外之权。
孙使认为，该大臣语意真挚，其能如此直言，与该国持中立立场，于中国“无所觊觎”有关。根据西班牙外务大臣的建议，孙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查日本因索在东三省之工商利益，致与俄开战。将东战罢，以求遂其大欲，而尤虑俄人之不得志于东，求逞志于西，如果一俟两国停战有期，由我宣布将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开门通商，未始非计。”①孙宝琦此论，是目前所见日俄战争期间最早主张开放东北的言论。其防范重心，很明显已经从俄国转向了日本。朝廷因战争局势尚不明朗，担心弄巧成拙，没有立即采纳孙之建议。
1905年夏，俄国因水陆两战皆败，无以续战，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调解，与日本议和，战争接近尾声。为筹善后，东北开埠事再次提上清朝统治者的议程。此番出面奏陈东北开埠者仍然是张之洞，他在这年7月致电枢垣，议复日俄议和之因应办法五条，第一条就是将东北“遍地开放”。[37]与孙宝琦一样，在“俄去日来”的新形势下，张奏陈东北开埠的防范重心也转向了日本。可见清政府在东三省开埠，日本的因素系重要的外交考量。从日本方面看，在筹议东北开埠的过程中，其作用亦不可忽略。当时日本正与俄国在奉天南部激烈竞争，且因俄国曾伙同德、法“干涉还辽”，对俄国怀有嫌怨，不愿俄国过于扩展在华势力，故鼓动在中国东北开埠通商便成了日本抵制俄国的一种手段。刘坤一的一份电文，透露出日本曾经与闻中国东北开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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