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攻击柴荣为乐的宋人洪迈曾经指责五代文化发展停滞不前，“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後，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1)但随后洪迈又不得不承认五代破坏文化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2)这些书肯定不是全部从被宋朝征服的南方诸国运来的，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五代遗存图书。
更夸张的是，历经北宋承平大治一百六十年，编撰《太平御览》时引用的一千六百九十种图书，到了南宋初期，居然十失其七、八，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所谓盛世在保存前代图书方面居然还不如所谓的乱世，对此，洪迈不得不承认：“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3)
关于五代图书遗存，宋初文人姚铉在《唐文粹序》中就替五代辩诬：“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4)。《唐文粹》编撰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上距五代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姚铉的这句记载，足以推翻所谓五代无文化的观点。
五代十国虽然是乱世，但个别时期和个别地域相对是比较平和的，比如南唐、后蜀、荆南。荆南名士及第二任首席幕僚孙光宪不但著有著名的笔记小说《北梦琐言》，还在三年时间内就藏书数万卷。宋朝的文化繁荣只是在五代十国文化发展的客观结果，宋朝的历史贡献应该值得肯定，但唐末五代的历史贡献，同样不能忽略。
对于五代时的大量书籍在北宋时期得不到保存的问题，清人王士禛极为不解，他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致？“当五代乱离板荡之后，而古书多存，历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书反亡，殊不可解。岂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于五代时与？”(5)
王士禛认为北宋没有保存好五代遗存图书的原因，有可能是金军南下，中原大乱所致。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洪迈做为南宋初人，自然应该知道这个原因，洪迈为什么没有提到？所以，综合来看，五代遗存图书在北宋没有保存好的原因，并不是金军南下的原因。
唐朝文化繁盛，自不必说。“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6)唐末战乱以来，“黄巢之乱，存者盖鲜。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7)但五代文化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在战乱中缓慢的发展。
五代统治者非常注重文化建设，比如收集遗散在民间的图书。后唐天成年间，唐明宗李嗣源派遣都官郎中庾传美去西川，收集唐朝九帝实录以及其他各种书籍一千多卷。数量虽然不多，但至少说明五代统治者在杀伐之余，并没有忘记他们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
就是武人专权的后汉乾祐年间，朝廷也不忘收集图书，甚至“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8)郭威建国后，广顺三年（公元953年），由国子监祭酒田敏印刻儒家典籍共一百三十册。柴荣即位后，一方面要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同时他也要做收集民间遗散图书。说柴荣只是个会武不会文的草莽皇帝，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五代朝廷都设有史馆，以便修史之用。但到了后周时期，史馆的图书存量并不多，柴荣引为以恨。他“锐意求访”(9)，为了吸引民间人士献出图书，他延用后汉的办法，“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10)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十二月，柴荣又下了一首求书诏，“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纳。其进书人，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布，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11)
为了鼓励民间献书，柴荣按献书数量给予不同的赏赐，即使只献了几卷书，也要量给报酬，算是补偿。还有就是，如果民间所献的书籍中，与史馆已经收藏的书相同，则不予收纳，避免了重复浪费现象。
通过以利诱之，柴荣得到了大量图书，但问题随之而来。就是这些民间图书有些在传抄过程中，会出现谬误，影响图书质量。柴荣选派了三十名文人专门对这些图书进行审稿校定。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柴荣让这些校对人员在每卷的末尾都要写上自己的职务和名字。柴荣这么做，应该是督促这些人认真校对，一旦发现问题，就要进行处罚。柴荣用心之细腻，考虑之周全，可见一斑。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柴荣下令对唐人陆德明编撰的儒家名著《经典释文》三十卷进行校勘，由国子监祭酒尹拙、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共同负责此事。清末民初的学者叶德辉先生对此大加赞赏：“当五代兵戈俶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12)
国子司业聂崇义在显德年间，曾受柴荣指示，撰有《三礼图》二十卷。此书在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才告完成，赵匡胤对此非常满意，下诏褒奖聂崇义，并赐紫袍、犀带，以示尊儒之义。时人对柴荣和赵匡胤崇尚儒礼的行为有着高度的评价，“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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