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对学术派别并没有什么倾向性，儒、释、道诸家他都能接受，其中也包括医学著作。显德初，医者张泳向朝廷进献了《新集普济方》五卷，柴荣下诏，将上书付翰林院，由相关人员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为了表彰张泳，柴荣提拔张泳进了翰林院做医官。
医者刘翰，同样也是在显德初年，他向朝廷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休治世集》二十卷。柴荣亲自阅览了这些书籍，“上览而嘉之”(14)对刘翰大加赞赏，封刘翰为翰林医官，将其书置附史馆备用。
医学书籍的专业术语向来是比较难懂的，柴荣能看懂这些医书，说明柴荣的文化底子相当扎实。还有就是前面讲到的，显德元年九月，僧人义楚向柴荣进献佛经三十六卷，柴荣也是仔细阅读过的。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到了周末宋初，国家藏书数量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约有一万册左右。《文献通考》记载“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15)宋史也有同样的记载，“宋初，有书万余卷。”(16)建隆初年，赵匡胤尚没有消灭南方诸国，说明这一万多册图书是五代遗存下来的。
五代时天下大乱，但并没有废文事。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比如雕板印刷术，始于唐朝，盛于五代。所以五代时的书籍通过大量印刷而流传保存下来，为日后宋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就是通常认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始于宋代毕昇，但叶德辉却认为活字印刷术有可能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17)他的理由是南宋人岳柯的《九经三传沿革例》的底版，是后晋天福年间的铜版。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活字印刷术确实属于五代发明，就应该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还给五代，这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更加能证明宋朝的文化繁荣只不过是历史正常的发展结果，不能全部归功于宋朝的文治，这对五代是极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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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容斋五笔.国初文籍》卷七
(4) 《文献通考.经籍一》卷一百七十四
(5) 《分甘余话》卷一
(6) (7) (8) (9) (10) 《文献通考.经籍一》卷一百七十四
(11) 《册府元龟.帝王部.崇儒术第二》卷五十
(12) 《书林清话.刻板盛于五代》卷一
(13) 《文献通考.经籍考八》卷一百八十一
(14) 《册府元龟.总录部.医术第二》卷八百五十九
(15) 《文献通考.经籍一》卷一百七十四
(16) 《宋史.艺文志》卷二百零二
(17) 《书林清活.宋以来活字板》卷八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础
八 周朝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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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讲的是，宋朝文化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家， 两宋文坛鼎盛，许多文人墨客竞相比艺，士林暄沸，好不热闹。这也不是自宋朝开始的，中晚唐士林就非常的热闹。“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炫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1)比之宋朝文坛之喧盛，又逊色多少？
就文人而言，论雄豪大气，罗隐比苏东坡何如？论离情幽怨，李商隐比秦少游如何？论艳情诗词，温庭筠比柳屯田如何？而且温八叉的咏史诗也是一绝。唐朝还有两位文坛大宗师韩愈、柳宗元，以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这些中唐文坛扛大旗的一线人物。
特别要讲一下罗隐，一千年以来，罗隐渐渐沉寂，名声不显，甚至将罗隐当成唐末五代时一个普通文人。实际上在唐末五代时，罗隐是天下公认的文坛大宗师，地位极高，影响极大。温庭筠之后，文坛执牛耳者，非罗隐莫属。罗隐生逢乱世，四海飘泊，居无定所，但这并不影响罗隐的文名鼎盛。
罗隐的小品文、七绝、七律甚工，都是当时一绝。罗隐文风最大的特色是讽刺，嬉笑怒骂，不拘一格，特别是七绝，有许多讽刺性名作。比如那首讽刺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玉环的《华清宫》，写的极为辛辣。诗云：“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唐昭宗本来打算重用罗隐，有人不希望罗隐入朝，就把这首诗拿出来，唐昭宗果然非常恼火，此事遂罢。除了皇帝，王公贵族、军阀士绅，都免不了被罗隐嘲骂，民间称之为“皇帝嘴，乞丐身”。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罗隐被历史隐藏了整整一千年……
罗隐的诗，整体上来说，偏向于豪放派，与辛弃疾的风格非常接近。罗诗沉郁悲壮，千载之下，犹能让人感涕三叹。清人洪亮吉对罗隐的七律诗极为推崇，评价甚高。“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2)
其中有两首特别值得介绍，都是七律名作，一首是《登夏日城楼》：“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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