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虽然事例并不少见，但第三种情况却明显最多。而第二种情况的亡国主因也是内政腐败，或以残暴治国丧失民心。内政腐败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最为后世所熟悉的例子就是蜀汉。
诸葛亮治蜀时，蜀汉政治清明，虽然蜀汉连年北伐，但民无怨言。而诸葛亮死后，刘禅亲政，因为刘禅的治政能力实在太差，导致太监黄皓专权。黄皓排斥异己，屡次干扰军队正确的指挥，姜维就差点被黄皓给搞掉。再加上统治阶级穷侈极欲，民心丧尽。
蜀汉末年，东吴五官中郎将薛珝奉命入蜀求马，薛珝回来后，吴主孙休问薛珝蜀国政治情况。薛珝答道：“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1)柴荣所面对的耶律璟，和七百年前的刘禅没什么区别。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耶律阿保机开始，至耶律璟止，四个辽朝皇帝，从素质和能力上讲，一个不如一个。耶律阮已经够糊涂的了，耶律璟比他还不如！耶律阮喜欢喝酒，荒于酒色、侮诸宰执。”(2)，而耶律璟则喜欢睡觉，“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3)
还有两则史料可以证明耶律璟的昏庸无能，在耶律德光攻陷开封后，后晋中书舍人李浣被掳至契丹，任宣政殿学士。李浣身在契丹统治集团内，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契丹国情。他在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给郭威的一封密信中，介绍了新皇帝耶律璟的所做所为：“幼弱多宠，好击鞠，大臣离贰。”(4)
另外，李浣（《全唐文》作“李翰”）还曾经给其兄李涛写过一封信，李浣在信中劝李涛向郭威进言，速发兵攻契丹。理由是“今王骄*，唯好击鞠。耽於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事势，不同已前。亲密贵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备奏。一则烦文，一则恐涉为身计。大好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易和。若办得来讨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将来必不能力为可东也。”(5)李浣所说的这个“今王”，就是耶律璟。
郭威对李浣送来的契丹内乱的情报非常重视，“周祖嘉焉”，并派间谍田重霸密赴契丹，与李浣取得联系，让李浣密切关注契丹动向，及时送信。只是由于郭威建国不久，国内形势非常不稳定，所以郭威也不敢贸然出兵契丹。“属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6)
耶律璟即位于公元951年，驾崩于公元969年，在位十八年。也就是说，从公元954年开始，耶律璟在中原的对手由郭威变成了柴荣。柴荣之前一直忙于肃清内政、亲征淮南，没有功夫搭理这个瞌睡虫。到了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柴荣觉得机会来了，决定大举北伐。
柴荣所谓的机会，其实就是耶律璟不修内政，导致契丹国内政治腐败，人心惶惶。据史载，耶律璟在位期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7)
在他的统治之下，辽朝政治腐败，整体国势远不如其父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景宗耶律贤时的南院枢密使郭袭曾经这样评价耶律璟：“穆宗逞无厌之欲，不恤国事，天下愁怨。”(8)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也讲到：“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指的是与宋朝对峙的契丹）却又兴盛了。辽惟穆宗最昏乱。969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9)
也就是说，赵匡胤和耶律璟做了九年的邻居，他对此时外强中干的契丹的政策又是什么样的呢？“务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盗戎人马，给其直，籍数以补战骑之阙。上乃令尽还所盗马，仍禁民毋得出寨外盗者。”(10)
因为赵匡胤最主要的目标是消灭南方割据政权，至于幽燕十六州，他并没有用武力收回的打算，而是准备花五百万贯钱赎买。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是上策。只是不知道契丹人愿不愿意为了五百万贯钱而放弃幽云十六州，如果这五百万贯钱花完了怎么办？
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也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收复幽燕失地。赵普认为和富饶的内地相比，幽燕苦寒之地，“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11)
致使赵匡胤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以武力攻取幽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赵普所说的“孰取幽燕，孰可代之”的问题，这是宋朝压制武将的传统政策。《邵氏闻见录》记载了赵匡胤和赵普的一次对话：
太祖（赵匡胤）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赵普），问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12)
赵匡胤和赵普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压制武将的立场上，二人有共同语言。赵匡胤兵变夺位，自然不希望武将照葫芦画瓢，再出现翻版的陈桥兵变。而赵普是文官系统的代表，不希望看到武将籍复燕之功，重新压制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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