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鼓励民间商贩去高丽做生意，特别是与高丽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登州、莱州、青州等地，用中原的货物换取高丽铜钱。同时柴荣还以政府的名义和高丽以货易铜，高丽缺少上好的绢帛，柴荣就派人泛海去高丽，卖掉了几千匹好绢，换来不少铜钱。而高丽也愿意和周朝结成战略联盟，对抗契丹，主动送铜。显德六年时，高丽王王昭一次就送给柴荣五万斤铜。
手上有了足够的铜料，柴荣在显德二年开设了铸币厂，“立监采铜铸钱”(6)，周朝的货币紧张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缓解，于国于军于民，都是好事。
二、严厉打击私销私铸钱铸铜器的行为。上面讲了，镕毁铜钱改铸铜器，有十倍的暴利，所以民间对此趋之若鹜。历代政权都对此极为头疼，打击非常严厉，但在暴利面前，行政手段起不到多少作用，常常是官府三令五申，民间我行我素。
熔铜钱铸佛像的现象，唐朝中后期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唐穆宗宝历初年，河南尹王起就上书穆宗，“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7)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唐朝政府开始实行这项政策，规定严禁用铜钱铸佛像，改用铅锡土木铸佛像，只有在佛像中的钮、钉等处可以用铜。“盗铸者死”(8)。但一百多年过去了，禁铜铸像的效果不是很好，毕竟其中的利润实在太大了，不少人为了发财，挺而走险。
到了柴荣即位时，这种现象日益猖獗。为了彻底整治货币市场上的混乱行为，柴荣的具体作法是：
1、除了朝廷用的铜器和军器和寺院的钟、磐等常用铜器之外，禁止民间拥有不符合政府规定的铜器。
2、限令各地方在五十天内将辖境内的所有铜器上交朝廷，当然政府会按值付价。
3、量刑很重，规定如果有限期不交者，私藏铜一两至一斤者和其知情人，各判徒刑两年，其辖区内的主官和邻居都要受杖刑，每人打七十，同时举报人可得到十贯赏钱。藏一斤以上、五斤以下及知情者，各徒三年，四邻杖九十，举报人可得二十贯。若数量超五斤，私藏者处死，余人各杖一百，举报人得赏三十贯。
在柴荣之前，郭威也曾经严厉打击过私销铜钱，但郭威时的禁铜法的弊端在于打击面过大，“如有违者，所在不论多少斤两，并处死。举报人赏钱一百贯。”(9)而柴荣的禁铜法与郭威时代相比，条文更为细致，也更加人性化，至少私藏不到五斤可免死罪。
另外，柴荣恩威并举，不用雷霆手段 不显菩萨心肠。一方面严厉打击熔钱为器，另一方面又要给人活路。
柴荣对官府向民间收购铜料也做出了规定：
一、民间私有铜器收购。如果民户主动上缴铜器，政府给予奖励。“其人户若纳到熟铜，每斤官中给钱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10)
二、采铜者及民户在官方货场上将铜或铜料卖给官府，也有优惠政策。“其熟铜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铜每斤添及一百五十收买。所有诸处山场野务，采拣陶沙到。旧例，铜每二十两为一斤，今特与十六两为一斤，给钱一百三十收买。”(11)
第二条实际上是在两年后的显德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推行的新政，比第一条晚了两年。柴荣体贴民间采铜不易，将铜斤的重量从每斤二十两，下调到每斤十六两，更多的让利于民。比如按旧制，民户向纳十斤铜折二百两，能拿一千三百文钱。而现在纳十斤铜折一百六十两，依然能拿一千三百文钱。
同时，柴荣理解民间的铜器需要，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铜镜，不能一禁了之。周朝政府设立了官厂，打制铜镜，然后在汴梁设置专业批发商场对民间销售。百姓可以自用，也可以成批购买后到外地贩卖，解决了老百姓的铜器需要。
柴荣的禁铜令必然会损害一些人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国家稳定，财政财政充裕，是符合百姓利益的，当然前提是政府愿意放利于民。而且柴荣并没有完全断绝老百姓的活路，他尽可能的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
显德二年的这次收铜铸钱事件，是柴荣五年半皇帝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虽然任何一种严刑峻法都不可能完全禁绝有些人在暴利面前的挺而走险，但柴荣却最大限度的制止了私铸私藏铜器的违法现象，稳定了市场，稳定了政治，功莫大焉。
到了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十一月，赵匡胤下诏，禁止毁铜佛像。此举说明宋朝官府已经不缺钱了，而原因有三个：
一、宋朝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割据政权后，将三地的钱货运到汴梁，财富自然增加。
二、赵匡胤本人崇佛，他对柴荣“毁”佛非常反对。
三、柴荣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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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一百一十四
(2)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
(3)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卷五百零一
(4) 《宋史.食货志二》卷一百八十
(5)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卷五百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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