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介绍洋枪各品牌之优劣真伪，并告知购买渠道（广东厘局），曾国荃便依此制订采购报告，孰知曾国藩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樑）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口吻，颇似“师弟师兄保大清”的刚毅、徐桐之流。打个比方，湘军鸟枪队与太平军洋枪队相隔几十米，开枪互射。湘军之枪射程不及，火力亦弱；太平军之枪子呼啸而来，火力强劲。胜败之分，不在此难道在彼？曾国荃被二李压制，缩营弃濠，狼狈不堪，难道不正是“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引进洋枪洋炮，照样严格训练，也不至于就“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否则淮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曾国荃、李鸿章是一线干部，且分别见识了太平军、常胜军的历害，让他们“反己守拙”、相信“在人而不在器”，那不是拿自己和三军将士的性命开玩笑么？所以，从逻辑、现实和历史来判断，曾国藩此段言论实在“迂谬”得很，曾九、李二都只能当笑话来听。当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种精神需要提倡，这种哲学需要发扬，二人不会公然反驳，只会说“深以为然”；只是，一个照旧添配，一个照样申购，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曾国藩也只能一边暗叹此二人“昧于大道”，一边应其所请，安排“筱泉（鸿章兄瀚章）于粤厘项下购买” 。当然，如前所述，曾国藩这个“书憨”并不顽固。几年后，他就主持开设江南制造局，敦促派遣留学生，走上洋务运动最前线，不再死扛“在人不在器”的偏颇之论了。
三、战天京奏摺速成培训教材
就这么唯唯诺诺、磕磕碰碰，阿兄徒自唠叨，阿弟我行我素，直到同治二年三月末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曾国藩才能因势利导，找到另外一个法门，在军事、官方和私德方面将曾九带上一个新层次。军事战略暂且搁下不提，只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教导他弟做官之法和作人之道的。
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但“浙省系左宗棠兼辖，既兼署巡抚，尤责无旁贷。曾国荃着仍
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三月十八日谕旨）；原来，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乃是“补授”。浙江政务，仍由“责无旁贷”的左宗棠管理，而曾国荃原来干嘛现在还干嘛，“毋庸以浙事为念”。绕了半天，这个“补授”巡抚是个安慰奖，但是，其用意则甚微妙。李鸿章一句玩笑话，点透此中玄机：“惟有位无地，有权无财，仍系美中不足。须盼金陵大功早成，以两粤、四川酬庸” ；“有位无地”，谓名为浙抚，而不管浙地之事。“有权无财”，谓身为浙抚，而不能动用浙江的钱漕厘税补充军费。总之，这个虚衔毫无实际。最末“酬庸”云云，则是说此一虚衔得等到攻下南京才能落实；当然，那时候可能被调到更富裕、更轻松的省区，如两粤或者四川，担任总督。“升官图”的游戏设计，妙则妙矣，无奈局中人经过初期的惊喜，冷静下来，不免有些觖望，有些气愤。
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抚台，则求之以军门。中央给曾九帅开玩笑，曾九帅也给中央开玩笑，他想了几天，决定辞掉巡抚这种文职任命，改求提督（即军门）一类的武职。改文为武，为什么是笑话呢？要理解这个笑话，我们先得知道：清代以科举取士，仕宦依次以进士、举人、五贡、廕生为正途出身，捐纳、议叙为异途出身。用今天的话说，正途是考试得来的文凭；捐纳是花钱买来的文凭；议叙是学校赠与的荣誉文凭。正途多任文职，捐纳难以升任高级职位，议叙则多靠战功充任武官。然而一二品大员（尚、侍、督、抚等）多从进士、举人中选擢。这些铨选标准并未明文载入国家法令，但是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为不成文法，并按此操作。例如，左宗棠不甘心举人身份，虽在湘抚幕内风光无限，诏赏四品卿衔，还是不绝进京考试之意，咸丰闻之，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 ；“文章报国”，就是经过一级级考试的“正途”；“建功立业”，则是论功议叙的“异途”，左宗棠汲汲不愿走“异途”，可见正途出身亦即科举考试出身，对清代读书人的影响之大之深。这和今日高官、高职纷纷在职读书，补得硕、博“出身”，是一个道理。举人况且如此，举人以下出身，倘被破格超擢，就更能感到来路不正的遗憾。曾国荃出身“优贡”，即“五贡”之一 ，出身比举人还差。巡抚为正二品，拔贡补授此职，固然是破格超擢，惊喜以外，如前所述，不能没有遗憾；遗憾之馀，发现此职竟是虚衔，则终于味同嚼蜡。所以，他准备放弃“正途”出身，辞文就武，走上“异途”。这恰恰和左宗棠不愿从“异途”进身相反，也大背于当日的一般观念。因此，曾九此举，可视作不服从组织安排的玩笑之举。曾国藩识破他的狡狯，赶紧阻止：“优贡出身，岂有改武之理？且过谦则近于伪，过让则近于矫。……其改武一层，弟以后不宜形诸笔墨，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 ；严厉警告他不要乱开玩笑，“矫伪不情”。李鸿章作为好友，则出之以幽默：“求改武职，鄙见亦深不谓然。干事不在读书多少，即公之学业，已足媲美时流，所论‘方今要务，全在筹饷、养兵、添兵、打贼，此外皆在所缓’数语，便是疆吏大本领。惟有土此有财，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窃为公忧之” ；虽然体谅他“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即前信“有权无财”之意）的尴尬，但还是不赞同改文就武这种玩笑。一兄一友，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比曾国荃更清楚官场的游戏规则，他那点小聪明，一看便知。所以曾国荃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玩笑被及时阻止，不致酿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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