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于11月23日通电反张，将所属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并立即回师占领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
张作霖被这一突变搞得措手不及，形势十分危急。
日本帝国主义见有机可乘，便帮助张作霖袭击郭松龄的后路，同时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要张作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种种丧权辱国特 权。
张作霖知道出卖东北的特权是不能轻易答应的，但郭松龄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只好权宜允诺。
于是日军大举向郭松龄发动进攻，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
后来，由于东北人民反日运动高涨，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不敢实行，便一拖再拖。
张作霖还试图以美英来牵制日本，向美英借款，修筑葫芦岛港口。
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火。
日本曾派公使芳泽谦吉多次与张作霖交涉，但均无结果，张与日的关系逐渐恶化起来。
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之后，想以北京政府最高首脑的身份与北伐军进行和平谈判，以黄河为界，划江而治，以便等待时机，武力统一中国。
然而，叛变后的蒋介石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尤其是取得美国的支持后，于1928年1月，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进攻张作霖。
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一、二、三、四军，联合对奉系作战。
在蒋冯的进攻下，张宗昌一败再败，放弃了济南，与孙传芳渡河逃跑。
张作霖部署在京津线上的军队也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帮助孙传芳、张宗昌，阻止以美英为背景的南军势力向北发展，悍然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
北伐军进入济南后，大官进大馆子，小官进小馆子；士兵们没钱，饿着肚子在花花绿绿的大街上瞎转，骂娘的骂娘，打架的打架，严重扰 乱了市民的生活，同时与日本宪兵发生了冲突。
双方由怒目而视到对骂，发展到大打出手。
由于北伐军士兵对日本长期侵占济南不满，一些士兵砸了几家日本商店。
日军早想动手，苦于没有借口，这下抓住机会，于5月3日突然向北伐军发起进攻。
由于日军早有准备，所以不到三个小时，贺耀祖的一个团被日军缴械，李延年的一个团全军覆没，老百姓伤亡更大，死伤11万多人，妇 女被奸污的不可胜数。
日本兵还焚烧了外交部所属的交涉署，枪杀了16名署员，交涉员蔡公时由于严厉斥责了日军的暴行，便被日军绑在木柱上，割掉耳朵，挖 了眼睛，削了鼻子，凌迟处死。
“五三惨案”爆发时，蒋介石正在济南为北伐军的胜利所陶醉，日军的突然行动，使他险些被俘。
这时已与他拜了把兄弟的冯玉祥赶快调部队来救他。
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未能在济南与日军交手，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
“五三惨案”掀起了全国的反日高潮。
在此严重形势下，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遂于5月9日通电全国，力主和平统一，同时令一、二、七方面军团撤至德州、沧州，三、四方面 军团撤至保定，五方面军团撤至张家口、宣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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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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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十分害怕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所以对张作霖此举十分不满。
在国民军进逼京津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防止战乱波及满洲，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逼张作霖尽快退回东北。
1928年5月18日，日本政府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矢田总领事，分别向张作霖和国民政府提出外交备忘录：“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 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的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 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对“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河本大作做了明确解释，即“张作霖如果在北京附近开始战斗之前撤退到东北的话，日军将允许其这样做，如 果与革命军交战败北而欲逃回东北，则张部和革命军都将被解除武装，并阻止其进入长城以北”。
日本发出警告后，加紧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不仅催其尽快退回东北，而且进一步索要在满洲的权益。
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继续留在关内，所以对日本的逼迫十分不满。
面对全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张作霖对他的心腹说：“出卖东北的事我不能答应，宁可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 起头来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有一定实力，日本人还不敢把他怎么样，就一再拒绝日本的要求。
这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便决定除掉张作霖。
在如何处理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内部曾出现过两种意见：以首相田中义一为首的一些人偏重于保留张作霖，以武力强迫张作霖按日本的 意图行事；而关东军司令村岗长太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则坚决主张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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