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行动方案原来有两个：一是炸车，另一是派刺客，刺杀张作霖。
在张作霖决定回东北之前，村岗曾决定派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到北京，与北京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配合，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
但河本大作劝竹下义晴放弃这项没有把握的冒险计划，专门在北京刺探张作霖的行踪，为河本大作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其炸车做准备。
于是两个方案便合而为一了。
6月2日下午，张作霖离京前，日本特使芳泽又去张公馆，逼张正式履行郭松龄反奉时达成的“日张密约”。
张作霖正在为时局的发展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对日本人的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非常气恼。
他不接见芳泽，明知芳泽坐在其办公厅对过的客厅里，对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便故意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在我危急的时候掐脖子 要好处。”
“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东北，我不能出卖东北，不然子孙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张骂够后，气呼呼地让翻译陈庆云将文件交给芳泽。
翻译对芳泽说：“大帅今天太忙，不能会见了，请原谅。”
芳泽只好离去，他回到使馆把文件打开一看，见张作霖在每个文件上只批个“阅”字而不署名。
他对张作霖极其恼怒，立即上报日本在华头目。
关东军便最后下了干掉张作霖的决心。
为了干掉张作霖，日本政府于1928年3月，把参谋本部的欧美情报课课长建川吉次调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身份较低的随员，使他利用这 个身份秘密监视张作霖达两个月之久。
建川吉次这时已晋升为少将。
他是陆军元帅闲院宫的党羽，是一个有名的阴谋家和色鬼，外号“超级皮条客”。
在日俄战争中，他曾组建了一支建川志愿军在俄军后方战线与张作霖和其他中国土匪勾结获得明治天皇的勋章。
他表面上是张作霖的朋友，但在1916年曾亲自指挥过刺杀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在奉天陪同日本高级官员去赴宴，路上，两名投弹手向张作霖的马车投弹。
第一个投弹手的炸弹没有命中张作霖的马车，而在张的骑兵卫队中爆炸了。
张作霖像猫一样一下从马车上跳下来，在烟雾中戴上马弁的帽子，跳上马弁的马在混乱中逃跑了。
张的马车被第二个投弹手的炸弹炸得粉碎。
6月2日，张作霖电告他的各路指挥官，他决定撤回东北。
建川吉次立即派田中隆吉大尉去北京铁路调车场研究北行各次列车的编组和路线。
5月30日，在张作霖决定他离京的前3天，田中向奉天的河本大作发了一份密电，报告北京排定的车次。
河本根据这一情报，对可能通过的任何一次列车都做了爆炸准备。
他开始把炸车地点选在巨流河铁桥上。
但因该地奉军戒备森严，故改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上。
张作霖的残兵败将经过数日撤退后，张也动身北上。
由于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对河本的阴谋有所发觉，便密电张作霖：“老道口(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行，请防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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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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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为防万一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坐火车。
为了安全，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
他还让他的五姨太和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先乘一列由7节卧车组成的黄色火车先行，并使这列火车与他的专车非常相似。
待五姨太走后六七个小时，他才在卫兵的严密保卫下，于3日深夜乘黄色钢制汽车出帅府西门来到北京站，凌晨1点15分离开北京。
为了安全，张作霖还安排了3位日本军官同行，他们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虽然张作霖专车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
专车一出发，河本大作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
他根据张作霖到达皇姑屯的时间，命令手下人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雇来3名对张作霖有 仇的满洲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
张作霖所乘专列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花车，挂在列车中部，专列前面还安排了一辆压道车。
随行的有国务院总理及其阁员、侍从、武官等。
列车到达天津时，靳云鹏、潘复等和2名日籍顾问下车，但义贺信也少佐仍留在车上。
张作霖知道义贺少佐是日本闲院宫的忠实随从，只要义贺在他身边火车便不会出事。
日本特务在监视张作霖专车路经山海关和锦州间，发现一列相似的专列，引起奉天日本人的迷惑。
当河本的助手们想动手炸掉那个假目标时，他们从不断传来的电报中终于区别了两列火车。
张作霖的专列在黑暗中飞驰在辽阔的满洲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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