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亡国。
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些问题。
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110师和109师与红军作战全军覆灭，眷属们听到消息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悲号之声，此落彼起，连绵数十里。
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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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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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 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 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 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 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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