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桓温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袁瑾和他的朝歌军，他只是叫桓石虔率领广陵军看住高邮一线。防止贼军南下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一脑门的麻烦。
原本太和六年是个好年，可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太和五年财政窘境，桓温下了狠心对江左进行了一番改制，所以太和六年中百姓们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种地面积也大大增多。加上太和六年江左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各地大熟，尤其是江左地基业-三吴:~桓温的老根据地-荆襄地区。桓温接到各地大熟的消息，原本以为会过个好年。谁知刚过秋收就形势大变。
由于江左朝廷和高门世家都欠了北府一屁股债，现在必须要还债了。但是由于桓温的改制，江左各地都收到了朝廷的“农业指导精神”，太和六年只能全心全意种粮食，不能再搞其它“乱七八糟”的副业和农产品。
所以到了太和六年秋收北府商人来收账时，江左各地只能用粮食来抵债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只有粮食这种单一地“货品”，加上数量巨大。而北府的采购量却只有那么多，很快便出现了粮食大降价，而大熟的荆襄和三吴地区情况更是严重。各高门世家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并且能够采购北府新的货品，不由纷纷压低价格出售粮食。结果形成了恶性竞争，最后粮价只有去年地三分之一。但是为了补上窟窿，江左高门世家只能尽可能地多售粮食。而要想多获得粮食就只能拼命地从百姓和农奴手里敲榨更多的粮食，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由于粮食“大降价”，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当于涨了价一样，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卖粮后挣得钱还不够买“预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难过了。
而江左朝廷自己还欠着北府的钱，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农业补贴”，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只能看着丰年谷贱，谷贱又伤农，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江左财政状况又变得恶劣起来。
桓温开始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当时地江左士子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在他们想来，只要百姓重农多耕种，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就行了吗？可惜加上一个贸易在里面，就变得让桓温、超等名士高才们看不明白了，就是王坦之、谢安也是有些转不过弯。不过这也难怪，北府商人在曾华“现代经济思想”地指点下，玩这些商贸手段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加上前几年的精心准备，自然够江左朝廷好好喝上一壶了。要知道曾华虽然在“异世”是学工科的，但是必修的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外加“多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熏陶，肚子里关于经济商贸地学问鼓捣出来在这个时代已经足够让北府商人们玩转江左了。
当桓温攻陷了合肥，平定袁氏后发现太和六年的大丰年已经打了水漂，不但辛苦一年丰收的粮食全“低价”卖给了北府不算，十屁股债还只还了九屁股。到了咸安元年，教训惨重地高门世家和百姓们却怎么不敢再全种粮食了，他们纷纷明里暗里违抗朝廷的命令，改种棉花、麻等“经济作物”，多养蚕茧，粮食耕种面积不到太和六年的三分之二。
桓温搞不明白这其中的经济规律，但是他只知道这一切的“罪源”都在贪婪的北府商人身上。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化为泡影，今年又要“饱尝”财政危机的苦头，桓温心里的那个邪火那是腾腾地冒，连带着曾华也恨上了。所以桓温坚决要杀袁门一家，除了想给江左上下立威之外，狠狠坏曾华的面子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咸安元年，桓温期盼的风调雨顺再也没有来
而迎来了一连串的天灾。春天先是大旱，好容易熬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蔓延了荆襄、江州、扬州各地。咸安元年秋七月，江左各地满是灾民，而且没过多久又成了饥民，尤其是以荆襄和三吴为甚。各地的饥民往往数以万计，聚集在各地的县郡城池外，嗷嗷待哺。没有饭吃的人往往很容易生事。各地官吏报上地告急让桓温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思去管袁瑾的朝歌军。<:|容缓，因为一旦三吴数十万饥民与江北徐州的袁、范叛军勾连，将不堪设想。可能会危及到整个江左朝廷的基业。
桓温当即采取强硬措施，他以朝廷的名义诏令各地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必须按照所占田地的面积出钱出粮，救济灾民。各地世家豪强一片哗然。但是迫于桓温地专横，只得遵诏照行，不过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
最后还是江左朝廷晋帝司马陛下亲自出面，给曾华手书一封，向其求援，并以同意圣教教会向江左传教为条件。曾华立即传令驻江左各地的北府商人开仓放粮。桓温等朝中重臣们心中气苦不已。这些粮食都是去年以粮抵债被北府商人收去的，在北府各商社仓库里存了一年后又回到江左百姓们的手里。
但是百姓们可不知道这里面地弯弯道道。他们只知道给粮食让他们活下去的是北府商人和圣教传教士。在北府商人和传教士口中，要谢就要多谢北府大将军曾华，如果不是他仁德广泽，大伙儿都得饿死。而且江左百姓们也终于了解到江右北府治下百姓们的真实生活，这些东西让江左百姓们心里多了不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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