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七月三十一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八月一日。除了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举行。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八月五日举行。如苏联К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ЮЛ斯穆尔基斯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八月五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之中。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的，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一九五九年，中央拨专款三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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