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一九六四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转为了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1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因此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有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引者注：即王会悟)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纵〔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注：今石门二路)祥富里一○六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着。那时，李达住在渔阳里二号。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渔阳里二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因此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以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来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二十三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九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渔阳里二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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