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联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九、费祎
费祎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祎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
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患。
费祎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
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
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那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迫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祎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三○、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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